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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当千禧年的钟声敲响,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既兴奋又沸腾。
这些日子里,年近50岁东北人姜国芝却忐忑不安起来。在知天命之年,她意识到,如果一些事情再不去做,此生将再难实现。可是,为了22年前的承诺,她决定再上一次雪域高原。
首先,她迎来了丈夫的反对之声:“你在那儿待了十年还没待够啊?那里又不是有你的工程项目,非你去不可;又不是那里的风光对你有什么吸引力。你也不像人家当大官的出差公干,一出行就有人前呼后拥……你是个光杆司令,上高原还得自费,没人陪伴,没人接待,更没有医疗保健,得冒多大风险?!”
姜国芝笑而不答。丈夫又开始了“降维打击”:“你在那里有初恋情人吗?就算过去了20多年,初恋时的那股热火劲也早该凉了吧!”
姜国芝笑着说:“有,那里有我的初恋情人呢,他叫青藏高原!我在那里还有一个私生子!”
无论丈夫、儿子怎么劝告,姜国芝真的决定了,要在50岁“高龄”之际再上高原。她穿了一件文化衫,印上了“回青藏高原看看,千禧之行,一路平安”的字样,为自己祈愿。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王会相画作《守天路 》。
上世纪50年代,姜国芝出生在吉林农安。如今的农安县,虽在长春一小时都市经济圈内,但在当年,却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县。
上初中的时候,她听大人说,城里有电灯,不用点油的;有火车,能把一些像房子一样的车厢连起来,在两条铁道上把人拉到很远的地方;城里人住房也和乡下人的不一样,把房子垒起来,住进去。管它叫“楼房”。
1969年,姜国芝初中毕业,同龄的孩子都上山下乡当了知识青年,而她被村里人当成文化人用了几个月后,派到公社做宣传工作。这一年1月,县里要征召3名女兵。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回的事儿,全县为之沸腾。
成为女兵的条件很简单:18岁,女孩,初中毕业,身体好,出身好。听到这个消息,姜国芝压根儿没想到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第二天,她接到电话,得知生产大队推荐她去县城体检。既然是大队安排的,她就乘坐马车去了,接受了严格体检。
全县88万人,只招3个女兵。姜国芝从没奢望过幸运会降落到她头上,尽管几天后又去省城长春体检了一次,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奢求。然而,直到一辆吉普车停在了家门口,她才知道梦想成了真。
公社领导在三级干部大会上宣布:“咱们公社出了一名‘女状元’,是老姜家的一个女孩子。你看人家,怎么能养出那样的好孩子,真是烧高香了!”
还有乡亲说:“孩子,你可给咱们公社争大气了啊。女娃儿能当兵,真是新鲜得很!”
姜国芝还没怎么跟父母告别,就被那辆吉普车拉走了。她和新兵们从东北出发,在祖国的版图上划下一道大大的弧线,落脚地在青海的平安驿农场。平安驿农场位于青海省东部,自古交通便利,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汉羌争夺的焦点地区。农场紧邻湟水,而湟水是黄河的重要支流。
姜国芝和新兵们在这里接受高原实用性训练,经常凿冰取水,颇有“旦辞爷娘去,墓宿黄河边”的感慨。
一个月后,她和部分新兵继续向西挺进,到了即将服役、工作的地方。一开始,她当了几个月话务员。经过一场简单的考试,她凭借初中学的有限物理知识,被选去当通信兵,后又成长为一名载波通讯技师。这一待,就是10年零10天。
从吉林农安到西北戈壁荒滩,新兵姜国芝想家了,就会看看天边的云彩。站在哨位上,在高原独有的灿烂阳光下,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上漂浮的白云,心想,那片云就是从东北飘过来的吧。
跟很多男兵一样,她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里要爬电线杆、拉石头、建房子、打猪草,还要忍受很多令今天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磨练。而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服务西藏、巩固边防。
从搞战备到炊事班趣事
1969年3月3日,当姜国芝和十几个新兵搭乘汽车,夜宿一个兵站的时候,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我国北疆发生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此之前,西藏也发生过武装叛乱,形势非常紧张。于是,大家本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原则,搞起了战备。
到高原后,姜国芝这些新兵挖了不少洞,在防空洞里练习如何打敌机、如何转移工作阵地,还挖了地下战备机房,作紧急疏散用。“部队经常搞战备演习,需要紧急集合,一次接一次地搞,有时一周搞两次,有时一晚上搞两三次。战备演习时,大家都要打背包、带上枪,有时还要夜里急行军,急行1至3个小时不等。”姜国芝说。
1971年,连队里来了一批上海、西安、重庆的女兵,年龄较小,很多活儿都不会干。姜国芝身为这批女兵的班长,心里不服输,觉得要带她们做出一番成绩,实在是太难。因为女兵年幼无知,还闹出了几个笑话。
连里只给炊事班留了一个男兵,叫尹根仁。由于大家没有做饭经验,要完成百十号人吃饭的任务,着实不容易。这样一来,尹根仁的存在价值就极大提升了,不仅成了娘子军里的党代表,还成了厨艺技术顾问。
每当做饭时,在那个热气腾腾烟雾缭绕的厨房里,就会传来女兵娇声娇气地喊声:“老尹,要下多少米?要发多少面?馒头是不是能起锅了?炒菜要放几盒肉罐头……”尹根仁性格很好,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
连队里养了十几头猪,这活儿也归炊事班管。自从这些十多岁的女兵接管炊事班后,女兵们便要承担挑猪食的任务。当女兵挑一担稀里咣当的猪食,颤巍巍地从连队的院子里经过时,都是一道精彩的风景。
轮到女兵粟华挑猪食去猪圈了,她迈着京剧表演舞台上的花旦碎步,紧张的两手在自己的下颚握着扁担,那一支扁担加两个木桶就像一批捣蛋的小马一样前仰后翻,总不听她使唤,有时还把猪食撒得沿路都是。
此时,全连官兵都对着她指指点点,拍手大笑起哄。尹根仁见状,让她在猪食桶里放几片白菜帮子。此招一出,果然有用。
新兵小郑去给猪喂食,看到顽皮的小公猪向母猪追逐、示爱。小公猪生殖器露出来一节,把小郑吓得花容失色,急忙报告尹根仁:“不好了,快去看看,有头小猪的肠子出来了!”
小郑的话把大家吓坏了。死伤一头小猪,也算是一个事故啊,该怎么向连队交代?大家赶紧去猪圈,一看,尹根仁知道了个大概,窘得无地自容。
女兵们七嘴八舌地问:“老尹,老尹,小猪怎么了?”
老尹并不老,也就20岁出头的年龄,羞涩的眼神一直躲闪着大家,嘿嘿嘿地笑个不停。大多数女兵明白了个大概,也是捂住嘴巴,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只有小郑还在冒傻气地问:“老尹,那头小猪到底是怎么了?不碍事吧?”
女兵齐声说:“不碍事。小郑,咱们先回宿舍再说。”
从第二天起,小郑似乎一下子变成熟了,说话再也不敢大大咧咧地了。
姜国芝带这样一群新兵蛋子,虽然辛苦,但是她必须做好榜样,该严肃的时候一定不能活泼。为了不辜负家乡人的期望,她入伍半年就加入党组织,第三年就成为一名军官。
“天天读”“夜夜看”“天天练”
▲潘嘉俊先生1972年创作的布面油彩《我是海燕》,激励了无数人投身通信事业。
由于部队刚组建没多久,为了建好营房,战士们的劳动量特别多,每天的日程表上除了“天天读”“夜夜看”,还要“天天练”。
“天天读”,也就是读毛主席著作。人们凭着朴素的感情,对毛主席著作做到了“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在军营,学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安排更是雷打不动。“我们每天在军事训练、专业学习、劳动开工、整修路线前,都要读1小时的《毛泽东选集》。大家学习的劲头和热情毫不含糊。”
姜国芝一开始学毛主席著作时,只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或是俯身在宿舍的大通铺边学习。后来,每名战士领到了能折叠的小马扎,她们就利用休息的时间学习。再后来,有了小方凳,大家都伏在小方凳上学习。有时,大家围坐在一起,由一人领学。
读毛主席的书,当成了治疗自己思想问题的小药箱。思想里出了麻烦,自己就到书中去找答案,让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当时流行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都要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乎乎,哎,好像啊,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哇,毛主席是我们的引路人呐,干起了革命劲头足……”
姜国芝说,毛主席的书,成为她的文学启蒙书。“很多篇章富有哲理,很多段落精彩浪漫,很多修辞严谨,能训练写作的基本功。”
“夜夜看”,就是偷偷地看“禁书”。“文革”期间,虽然《红岩》《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唐诗、宋词等一度被禁,但依然阻挡不了一些青年对知识的向往。
“有些女兵背着连里干部,利用夜里在载波机房值夜班的时间,只要没有机器的测试和电路故障处理工作,就偷偷看这些‘禁书’。有些女兵利用休假的机会,从内地带一些上高原,大家争相阅读。 ”
这一时期,姜国芝不仅看书,还抄读书笔记,恶补自己较匮乏的文化知识。许多年后,她还清晰地记得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既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迫使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
“天天练”,就是钻研业务。姜国芝所在的通讯部队,曾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签发文件成立的。此时,刚组建才半年多时间。连队总部在格尔木,虽然只有3栋小房子,却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
“部队里,载波、电源技师都是被解散的武汉通信兵技术学校的资深教员,他们很多人都是1964年我军大比武时的技术尖子。为了架设青藏国防通信线路,这批技术尖子义无反顾地把妻儿留在内地,组成一支技术精良的骨干团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
载波是通信里一门比较复杂的技术工作。它属物理学范畴,以电学为主。当时,半导体已经问世,大家公认,载波技术要学的知识很深。在通信部队,流传一种说法:“载波值机员的脑壳子,外线维护员的脚脖子,报务员的手腕子,话务员的嘴片子”。
有了前辈们的传帮带,姜国芝学技术来得特别快。先接受理论学习,然后上机实习。前辈们的要求是:要把机房所有的载波机方框图背下来,说出每点信号输出的电平值;在规定的时间里,说出每个机盘的技术性能,是几级放大;在密密麻麻的电器元件里,指出各级放大器三极管的位置,找到哪个电阻是决定这个放大器工作点的;要尽快排除不同机盘中人为的模拟故障;在废弃的配线架上学焊接,要求1分钟内完成若干个点的搭焊、勾焊、绕焊,并保证焊点光滑饱满……
姜国芝看着密密麻麻的元器件,先是头皮发麻,然后蹑手蹑脚地去实践操作,被前辈们骂了几次后,专业名词、操作步骤也就慢慢记下了。
欲将青春洒天涯
▲1964年,为迎接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拉萨为中心的邮政通信网已初步建成。这是拉萨八廓街邮政门市部首次开设方便群众的藏文电报业务。刘丽嘉摄
谈起这支光荣的通信部队,姜国芝兴奋地说,因为这支部队建成的线路,真正把北京和拉萨连在了一起。
这支部队担负着《人民日报》传真版的传输任务,实现了把党中央的声音第一时间传递到雪域高原各个角落的目的;这支部队保障了科学实验一号、二号人造卫星的地面接收站任务,让这些地面信号源源不断地向北京传送;这支部队频繁奔波于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各机务站,不断安装调试更新机器,确保万无一失……
“有专项任务时,大家都在一级战备状态下工作,由专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反映机线质量的导频表。一有情况,立即逐级报告。”
为了测试各站点之间的通信状况,大家通常都是通宵达旦地作业。在机器还没进入集成电路的时代,查找故障点、更换元器件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
“由于线路经常受到高原特有的狂风、暴雪、低温的影响,每次调试都很苦难。为了保障通信畅通,我们这帮人一班接一班地轮换,冲锋陷阵,每个人都熬得疲惫不堪。”
李恩起技师以技术过硬、工作任劳任怨而被大家所熟悉。有一次,姜国芝和另一名女兵接大夜班,看见已经打了几个通宵的李恩起躺在机房的水泥地面睡觉,睡姿极为不雅;而他带的两个值机员,正束手无策地守着带有故障的机器坐着,一言不发,生怕打搅李恩起的美梦。
姜国芝和另一名女兵都是爱笑的人,看到此情景,觉得特别滑稽,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恩起醒了过来,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木讷地看着两名女兵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故意凶巴巴地说:“笑!有什么好笑的?我实在坚持不住了,熬了好几天夜,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姜国芝和战友不敢再笑了,立即拖了一条凳子给李恩起坐下。李恩起缓了一缓,才慢慢回过神来,又继续查找故障。因为早晨6点前,电路必须全部恢复,任何一名军人都不敢怠慢。
“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真的不该取笑李恩起老师。话说回来,他那会儿已经40多岁了,连轴转,真让人吃不消啊。可是为了工作,我们的这些老前辈从来就不曾懈怠。”
许多年后,姜国芝还对爬电线杆的训练记忆犹新。“抢修排在连队小院里栽了4根8米高的电线杆子,这是男兵们‘天天练’的场地。绑桩、拉线、紧线、接线、扎隔电子等所有外线业务,基本都被男兵们包揽了。初到连队,领导就对我们女兵提出了更高要求,说女兵也要学爬电线杆。特别是《我是海燕》那张油画问世后,更激起了我们女兵心中的干劲。大家认为,男人能办到的事儿,女人也办得到;觉得通讯部队里的女兵不会爬杆,那简直就不算通信兵。于是,女兵又加入了男兵训练的行列,天天练1个小时。”
能爬上8米高的电线杆子,对女兵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的爬到一半,就像坐电梯一般滑了下来;有的爬到杆子顶上向下俯瞰,紧张地双脚像在“发电报”;有的在杆子上把脚扣弄掉了,成为“空中飞人”。最后,通信部队还是训练出了许多海燕式的巾帼英雄。
在通信线路春秋两季的大整修中,女兵也与男兵一样上线路,成为连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记得有一年大整修,女兵诸宁从8米高的杆子上掉了下来,掉到电线杆底下的沙地上,没有摔坏一点儿。大家及时跑到诸宁身边,轻声安慰,都对大漠里的沙子心怀感激。事后,高副连长对意外事故作了分析,假如她的脚还套在脚扣里,上面失手,头往下吊着,就不堪设想了……那天,诸宁的午饭也没吃,本来黑红的小脸变得惨白,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眼眶噙着一滴不甘心流下来的泪珠。
姜国芝认为,这段军旅生涯是她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一群胸怀理想的年轻战士们,在粗犷、辽阔、静谧的高原上,带着脚扣、保险带,沿着雪域上的大漠戈壁,在一望无际的火柴杆一样的通信线路上快乐地行走、追赶、奔跑,是人生最为浪漫的事儿。“试问,有多少人一生中能享受到这样的大自然的美丽?”
艰苦的环境、奋斗的决心,磨砺了女兵们乐观、豁达的意志。她们把所思所想融入笔下,集体创作了一首《我们是毛主席的传令兵》。歌词是这样写的:“脚踏雪山,头顶蓝天,一颗红星金光闪,我们是毛主席的传令兵啊,革命的顺风耳呀,党的千里眼。万里昆仑护银线,云中展翅似海燕;战风沙,斗严寒,银线畅通我心里甜……”
“5•30”工程的记忆
▲今日青藏高原上的通信兵。
关于“5·30”工程,几乎每一个老高原人都记得,那是中央在1970年作出的一项英明决定。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那年5月30日亲自批准签发的这个著名工程,工程任务是铺设格尔木至拉萨1400余里的输油管道。
“这个工程要穿越唐古拉山,穿越无数的冰河和高山草甸,宏大而艰巨。它是修筑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之后,为了西藏建设而启动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姜国芝介绍说。
当时,姜国芝所在的部队与北京来的通讯大队指战员合作施工,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安装机械、调试设备,承担起了输油管线全线配套的通信施工任务。
也正因为这项工程,连队盖起了一个小二层楼,还打造了新机房。
“5·30”工程是广大官兵用血汗甚至生命为代价铸成的。“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在极特殊、极恶劣的施工环境下,官兵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就算手握一支神笔,也无法把这些故事全部说出来。”
许多年以后,姜国芝还记得当时每周六都要看一场露天电影。晚上,在一块空场上,扯一块黑边的白银幕,放映露天电影。官兵们有时顶风冒雪地看,有时也会中途散场。播放的总是《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虽然没有新鲜感,但在部队这算是政治任务。施工劳动一天了,也只有看电影的时候,才算是唯一的娱乐活动。没有特殊情况下,大家都必须去看,指战员都乐此不疲。
播放电影时,有时是几支部队集合在一起看,有汽车兵、医院、仓库勤务连、通信部队、大站机关的,好几百人。大家统一着装,打背包当凳子坐着,也有条件好的统一带条小凳子到格尔木大站操场上观看。观影的队伍有七八十米远,外围还站着零散的军民观众。有的观众站得太远,听不清也看不清,但是场场电影几乎都爆满,不时还能传来观众的笑声和掌声。
“有一天吃完晚饭,工程施工的一名战士随队伍去看电影。走在路上,他觉得有点不舒服,就向连队的值班员临时请假。队伍先走了,他就坐下来歇歇。谁也没有想到战友们在欢乐中看电影呢,他在路上坐了一会儿后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
1976年11月18日,姜国芝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输油管线工程竣工顺利通油庆功大会。她作为一名战斗员代表,出席了那个盛大的庆典。凭借一张出席证,她领取到了“前门烟一条,白糖二斤”。这是物资匮乏年代里,对功臣们的特殊关爱。她把出席证像宝贝一样珍藏了20多年,最后交给了部队的首长。
会后,代表们观看了文艺演出,欣赏了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和男高音歌唱家常留柱的精彩表演。可是想起了那些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官兵们,她默默流下了泪水。
“青藏线上留下了太多感人的故事,那里有一帮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默默为青藏高原付出了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姜国芝动情地说,“我很荣幸年轻的时候,在高原上待过10年零10天。留下的记忆,足够回味一辈子。”
与高原缔结的不了情
▲王会相画作《心灵天路》。
1979年,怀孕8个月的姜国芝搭乘一辆军用飞机回东北休假。途中,她邂逅了一位生命中的贵人,给了她一张纸条,让她获得了调动工作的机会。她来不及与格尔木的战友们告别,就匆匆离开了高原。
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她看到了茫茫昆仑山脉、纵横交错的山峰和一望无际的大戈壁。高空中,蓝天显得更深、更蓝。壮美的山河,被阳光染得金灿灿的。山峰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像打碎的镜片散落着,耀着她的眼睛。冰冷的青海湖,镶嵌在辽阔的大地上,就像两滴蓝色的墨点儿。那一刻,她真正体会到博大、粗犷、壮观、静谧、高远等形容词的含义。
回到东北后,姜国芝顺利办理了调动手续,并诞下了可爱的儿子。她在格尔木的手续和行李物品的邮寄,全由战友们帮忙办妥。她向战友们表示歉意,而战友们对她只有真诚的祝福。
后来,姜国芝在新岗位上忙于工作,一直忙到了2000年。对高原的思念,一直萦绕着她,挥之不去。期间,她还做过一次手术,把胃给弄丢了三分之二,至今仍戴着一个“癌症”的帽子。
因为没有与格尔木来一场正式的告别,让她在后面的岁月里惴惴不安、遗憾不已,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虽然只在格尔木待了10年时间,但在她心里,却永远以格尔木人、西藏人自居。
“那10年里,我亲眼看见4000里青藏线上,人们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不停地建设着。他们像蜜蜂一样,往来于西藏和内地之间,接受学习、增长知识、培训技能、探望亲人。他们如同虔诚的信徒一样,在漫漫青藏线上跋涉着,让我感受到人类是顽强的、是智慧的、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姜国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生活,离不开苟且和琐碎,但在高原上,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则简单得多。姜国芝告诉笔者:“2000年回高原的那一次,尽管官兵们已经换了一茬接一茬,但我与现任的领导们一见面,陌生感并未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反倒有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让我感觉无比真挚、亲切。他们对我非常热情,没有例行公事。回到格尔木,我仿佛回到了娘家。一路上都被善待,一路上都有奇遇。”
听着郑钧的《回到拉萨》,姜国芝利用这次重返高原的机会,又与布达拉重逢了。在走马观花的旅行中,她说:“拉萨是本很厚重的书,恐怕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扎在那里一生,都很难把它读懂读完,决不是像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就有资格数点它的。”
离开西藏时,姜国芝挖了一小罐昆仑山的土、舀了一小瓶雅鲁藏布江的水回东北。当飞机从贡嘎机场起飞的那一刻,她的眼泪模糊了视线。
高原十年,留下不尽思念;故地重游,更增心中挂牵。姜国芝告诉笔者:“这辈子,我是走不出青藏高原了。”
(本文作者: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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