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十年，西藏文学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刚刚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已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审视当前文艺状况，我们的文艺工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文艺思想的分歧和指导工作的迷惘，导致文艺创作的徘徊乃至某些混乱。面对驳杂的文艺现象，人们说短道长、评头论足已有好些年了。只不过大都属于“街谈巷议”,见诸理论文章的极少。评论落后于创作，最终必然影响创作的发展。

这里，我想就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理性思考。诱发我进行理性思考和引导我思维走向的因素有三：一、新时期十年西藏文艺工作的成绩、经验和教训；二、由拉萨骚乱和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联想到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三、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和江泽民总书记的国庆讲话精神。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地思考过去，热情地开拓未来，研究西藏文艺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求得大体一致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繁荣兴旺，是文艺理论工作者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下面的几点浅见不过抛砖引玉而已，仅就教于文艺界的同事和朋友们。

自一九八七年秋天以来，拉萨连续发生了几次骚乱，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于身临其境，关心我们民族和祖国命运、前途的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来说，骚乱在心灵深处引起的震动和深思，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罕见的心灵震动和深思在文艺创作上却显得分外平静，并没有带来文艺工作重心和审美视角的必要调整。这是一个令人关注和迷惑不解的问题。关键还在文艺思想上：社会主义文艺要不要强化主旋律？什么是我们文艺的主旋律？

有人认为提倡主旋律是限制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是重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甚至认为“没有主旋律，就是当代文艺的主旋律”。这种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动，因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荒谬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其实，文艺的主旋律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存在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强加给作家、艺术家的东西。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生活通过文艺家头脑的形象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的发展潮流，时代的主要矛盾及其斗争，人们对新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就构成了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或者称为时代精神。古今中外的杰出文艺家都十分注意从社会生活的主潮中吸取创作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并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满腔热情的描绘，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最敏感的神经，指引国民前进的灯火。莫里哀对法国封建统治者、宗教上层僧侣虚伪面目的无情揭露，巴尔扎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剖析，高尔基疾声呼唤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来得更猛烈些”,鲁迅对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深恶痛绝，都是主旋律造就出来的一代代文艺伟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正是对千百年文艺创作规律的科学总结。在文艺多样化发展中强化主旋律不但不会扼杀文艺的生机，反而有利于自觉地把握文艺规律，密切文艺、生活和人民的联系，造就出新时代的文艺巨人和文艺巨著。

西藏当代文艺的主旋律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西藏解放以来成功的文艺作品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对西藏四十年社会生活历史变迁的宏观、深刻的把握。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怀抱；民主改革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劳动人民成为高原主人，开始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来新旧观念的冲突，更给人们展现出美好的前景。分裂和统一，倒退和前进，黑暗和光明的斗争则贯穿于四十年社会变革的始终。这就是西藏当代社会主义生活的主旋律，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

回顾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叶，西藏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业阶段，十有八、九的作品都生动反映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社会新生活和爱国主义主题，洋溢着饱满的革命激情。诸如歌曲《歌唱二郎山》、《叫我们怎么不歌唱》、《逛新城》、舞蹈《洗衣歌》、《筑路舞》、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长篇叙事诗《菠梦达娃》等，都是脍炙人口、具有永恒魅力的佳作。你说这些作品是为政治服务也可以，但那不是强加给读者和观众的诸如“写走资派”、"写批林批孔"的政治，而是把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列为审美范畴，给予艺术的描绘，从而在人们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团结、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人们对故乡、民族和祖国的一往深情，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谐完美，赋予了作品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的厚重感。进入八十年代，西藏文艺在题材、内容和艺术上得到广泛拓展，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但传统的主题明显地削弱了。所造成的文艺家社会责任感和文艺主旋律的失落。

我以为，面对分裂主义分子叫嚣的“西藏独立”和制造骚乱的种种欺骗宣传，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强化文艺创作的主旋律，高扬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深刻反映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为人们的身心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制造一个良好的文艺环境。这既是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文艺创作规律的必然要求。

这些年，我们常常在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借鉴、创新等问题上，为谁重谁轻，谁先谁后，谁主谁从争论不休。见到一些发言和文章，我发现争论双方对有关“民族文化”的几个概念缺乏科学的界定，特别是把“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等同起来，交互使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的意思。概念模糊使争论变得困难，也带来工作中的迷误。

西藏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藏族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无疑应特别重视民族文化，甚至可以说，西藏文化工作就是要扎扎实实搞好民族文化工作。这既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表现，也是实现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手段，还是文化发展一条不可更易的规律。

民族文化是一条纵向发展的长河，从远古流到今天，还要奔向未来。所以，民族文化从时间概念上可以分为古代民族文化——当代民族文化——未来民族文化三个部分。三者构成民族文化的总体，他们既相互紧密衔接，又在内容和形态上有所区别，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壮大，日臻丰富完美。可以肯定，未来的民族文化会比古代和当代更迷人，更辉煌。

“古代民族文化”,即通常所说的“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遗产”,在逻辑学上属于同一概念，只是由于实践目的的差异而使用了不同词语。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完全重叠的。所谓“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从远古到西藏解放前的千百年间在高原上产生的所有文化的总和。它包括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农奴社会时期的文化，是由历代劳动人民、僧侣阶层和统治阶级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有的以物化的形式(书籍、建筑、文物等等)保留至今，有的以非物化的形式(风情、歌舞、传说、心态等等)得以流传下来。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当代民族文化是古代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那种以为可以抛弃一切民族文化遗产，在沙滩上或者靠文化的横向移植来建立当代民族文化大厦的幻想，是极其荒诞和有害的。在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浩劫之后，西藏抢救文化遗产的任务十分繁重，还要进行很长的时间。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以前，西藏古代民族文化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为适应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文化生活的需求而逐步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我们今天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民族文化遗产，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则是出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其价值有三：第一，它是建设当代民族文化必不可少的前提和物质基础；第二，古代民族文化就是这以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部民族的百科全书，为后人了解古代历史、政治、文艺、民俗、宗教、心理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第三，民族文化使民族心态这个难以捉摸的东西表现为具象，从古代延续到今天，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

所以，尽管“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传统文化”属于同一概念，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却不是一个意思。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服务于上述三个目的，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则主要是为了发展当代民族文化。古代民族文化，正如列宁所说，包括了两种文化，在西藏主要是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或者说是精华和糟粕。封建主义文化也要一分为二，有的从它出现那一天起就是为了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有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团结群众，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变成了消极的东西。正是由于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需要，人们使用了一个新的术语——“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它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从属概念，却是种概念中最闪光的部分。

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在千百年历史发展长河中经过不断淘汰和创造，至今仍然保持着蓬勃生机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民族创造精神和生命力的象征，表现出高度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建设当代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有的仍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我们提出关于建立西藏社会主义文艺新格局的构想。即：往文艺工作中既要拨响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又必须是多元化、多功能、多层次、多色彩的音乐交响；在内容上以现实生活为主，提倡创作题材的多样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提倡各种艺术流派和表现手法的同时发展，互为补充；在艺术风格上突出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色，同时学习、借鉴兄弟民族和外来文化的有益因素；在服务对象上以藏族群众为主，同时尽可能满足内地人民和世界人民对西藏文艺的不同需求；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和丰富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都应当受到欢迎和尊重。——这个新文艺格局，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艺，民族的文艺，改革开放的文艺，多姿多彩的文艺。

实现上述新文艺格局的构想，必须继续发挥西藏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实行“创作自由”,同时应当制定文艺工作的短期和长远规划，把整体规划与文艺家个人的创作计划结合起来，分工合作，变为大家有组织的自觉行动，我们不但要欢迎作家、艺术家写他们所熟悉的东西，而且要鼓励他们深入生活，写他们所不能不写的东西。对于文艺家个人创作计划以外而又必须创作的题材和作品，则要细心引导，精心组织，给予积极扶持。加强评论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也是实现新文艺格局不可缺少的手段。

愿西藏文艺界的领导、文艺家和评论家共同努力、胸怀大志、辛勤耕耘，用五色石铸造出一座当代藏民族艺术形象的历史丰碑!

（本文作者：李佳俊，西藏日报社原副总编辑，西藏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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