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我们创办了西藏第一所新型小学

70多年前，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格桑旺堆、次成和我创办了西藏第一所新型小学：昌都小学。昌都小学为西藏的发展建设培养出多少人才，在西部大开发中又能做出多少新贡献……想到这里，我特别激动和欣慰。

昌都刚解放那会儿，也就是在1950年底，在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领导层作出了“发展藏族人民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决议。为了贯彻落实这项决议，刚刚成立的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在人民解放军第18军52师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与昌都僧俗各阶层人民充分协商后，成立了昌都小学董事会，并于1951年1月12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

会上商定，先着手筹办昌都冬学，招生不受民族、年龄、性别和身份的限制。课程的设计方面，以学习藏语文为主，汉语文为选学课程。校址设在昌都西北角上的一座破败不堪的城隍庙内。

从巴塘来了娜珍、尤珍、雍金拉姆三位藏族姑娘和汉族的宋挚同志到小学工作。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自编材料、自制教具，不仅亲自教学，还兼管学生的生活指导；格桑旺堆负责藏文教学，又学汉语；次成每天忙着修缮校舍、赶制桌凳和写字板。

我们52师更是要人抽人、要物送物，竭尽所能提供协助。先派战士们修理、清扫校舍，每星期派文工队男女队员到学校教语文、数学，唱歌、跳舞。宣传科把纸张、文具、篮球和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送给学校。大家像筹办喜事一样，帮助藏族人民办好西藏第一所新型小学。

1951年，昌都小学迎着高原的春天开学了。当时只有60多名学生，分成甲、乙、丙班上课。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经过两位教授、全体校董和教职员工共同努力，这里很快成为昌都人民瞩目的最有生气的活动场所。藏族人民从这里看到了西藏未来的希望。学生们迅速增多，校舍急需扩大。

首先需要的是木材。昌都解放委员会拨出专款购置木材，而有一名活佛想趁机发一笔大财，抬高木价、刁难学校。这时，激怒了校董次成，他气愤地说：“这是为我们藏族人民办的事情，他用差民砍伐的木材来发共产党的财，能对得起两位教授吗？对得起佛爷吗？真是罪孽！”

次成要求亲自带几名百姓到扎曲河上游的原始森林里去砍伐树木，等河水上涨时将木材漂到昌都扩建学校用。经批准后，他们从5月起，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劳动，伐倒了几百棵大树。他在要完成任务时，由于在森林里长时间劳累，加上受寒冷和潮湿的侵袭，病倒了。当解放委员会得知次成病倒的消息，派医生去救治他。医生还未赶到，病魔已夺去了这位热爱藏族人民教育事业的好校董次成的生命。

扎曲河

他在临终前，特别嘱咐随他伐木的同伴说：“你们回昌都之后，告诉解放委员会和解放军的首长，告诉李教授和于教授，我的任务完成得不好，请他们原谅！”又让人告诉他的妻子雍殿单姆和女儿洛桑卓玛、儿子江巴次旺：“共产党和解放军是最好的人，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好好帮助解放军……”

次成的逝世，使昌都人民失去了一位维护藏汉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者，使我和两位教授失去了一位诚实可亲的挚友，使昌都小学失去了一位热心办学的校董。为此，大家感到非常悲痛，在昌都小学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热心办教育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

当18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进军拉萨、途经昌都时，我把次成的感人事迹告诉了首长。张军长和谭政委深受感动，亲自登门亲切慰问了次成的家属。

昌都小学的建立，凝聚了无数隐忍、奉献和牺牲，离不开两位已年过半百教授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次成付出的宝贵生命，还有解放委员会和18军52师全体校董及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征服丹达山的故事

在西藏的边坝县境内，有一座丹达山（藏族同胞叫夏贡拉、东雪山）。这里山高路险、常年积雪，自古以来，是从四川到西藏拉萨的必经之道，被行人视为险途、畏途。

丹达山

公元1791年，福康安率领清兵进藏，反击入侵西藏的廊尔喀，来回都经过丹达山。因为进军顺利，福康安上奏乾隆皇帝称：“此次官兵赴藏，经过丹达山，均无阻滞，山灵助顺，请加封号，并悬挂匾额。”乾隆皇帝遂于1793年5月18日，颁发圣旨，赐予封号，御书匾额。圣旨称：“丹达山远在微外，最为险峻，风雪不时，此次自军兴以来，官员兵丁，调遣至藏，以及事竣凯旋，均当冬令，以及安稳行，毫无阻滞，实乃神麻佑助，灵应军贻。允宜例为祀典，赐之封号，著封为‘昭灵顺山神’，令该部载入祀典，春秋致祀。并带去御书匾额，交驻藏大臣，勒令于山下，旧建神祠致敬悬挂，以答休应而示怀柔。”御书匾额曰“教阐遐柔。”至今，神祠匾额仍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为了贯彻落实协议精神，毛泽东主席于当月25日，下达了进军西藏的命令。于是，第18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先遣支队和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在 1951年7月25日，从昌都出发，经中路8月中旬翻越丹达山，于9月9日到达拉萨。18军52师154团也于9月初翻越丹达山抵达拉萨。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军部及52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师机关也先后离开昌都，从北路经沙丁绕过丹达山抵达拉萨。

我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张永生、画家艾炎，于月川夫妇和文工6队，跟随155团 1营，于10月5日离开昌都，经中路向拉萨进军。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行军，于23日到丹达塘。

经过现场调查与观察：从丹达塘到太昭（今工布江达），要翻越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经过荒无人烟的“穷八站”。

现在，前面就是号称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它被大雪覆盖，异常险峻。为此，部队休整一天，进行翻越丹达山的各项准备。我和一营的领导进行了研究和分工。

第二天，部队像大战之前一样，刘广桐营长、张士英副教导员分别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动员，并向大家提出要求：“人不掉队，马不死匹，齐心协力翻越东西大雪山，争取《十七条协议》早日得到贯彻执行。”   

魏克的诗句激励了战士们翻越大雪山

我们的人员按身体强弱进行帮扶编组，并抽调医生和体力强壮的干部、战士组织了10人的抢救小组以应不测。我和摄制组张永生同志商议，要在丹达山雪峰上立一大型标语，以示进藏部队翻越丹达山的艰苦场面。我当即编了四句打油诗；“丹达山高六千三，进军西藏第一险，英雄踏破三尺雪，浩气惊碎美帝胆”。全营官兵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各种准备。

第三天，25日，天不明，部队吃过早饭，5点开始向丹达山行进。爬上第一个山顶，天刚明，这时，我发现写好的打油诗不见了。在零下几度的气温里，水都结了冰，怎么再补上呢？

张永生同志坚持要写标语，我也赞成，便借用文工队教员张迈群同志的隔潮帆布，找来笔。可墨汁结了冰，就用准备爬山喝的糖水调墨，又重新写了我的四句打油诗，并署上亚东部队（即52师部队的代号）。由于天寒、手冷、墨汁冻，仅仅32字的诗句，竟耗费了一个多小时。

我和张迈群远远落在了部队的后面。当我们气喘吁吁地奋力追上部队后尾的时候，前面部队已登上了第二山峰，遍地积着很深的雪。我们二人要赶到部队前面去，就不得不在路边的深雪里冒险行进。当我们超过三四匹马后，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眼睛里直冒金花。

这时，又有两匹驮马滚到山沟里去了，驮马悬在半山腰。战士谷理容见状，勇敢地下到了十几米的深处寻找驮马。雪埋了他的腰，卡得他上不去也下不来，但他决心不让马匹死亡。他叫上边的同志用绳子拉住他，慢慢滑到100多米的悬崖下面，终于把马匹和驮子全部拉了上来。

十一点半，先头部队已到了山顶，摄制组的张永生等我们把打油诗的标语送上去，才让部队通过。

这时部队停在山头等待，传口令让我们快速到前面去。我这时口里火辣辣的，像在冒火，胸闷得特别厉害，含上一块水果糖润润嗓子，用尽平生的力气朝前赶。张迈群同志已支撑不住，晕倒在雪地里，让部队照顾他，另外找一个战士背上写有打油诗的帆布随我往前赶。

屋漏又遇连阴雨。这时，从对面过来一群藏商的骡帮，加之沿途都是翻滚的牲口和驮子，更加难以通过。在这爬山最艰难的时候，干部帮战士、党员帮群众、身强帮体弱的、大帮小，同志们那种你帮我助的战友之情也鼓舞了我。

我不顾一切地排除各种困难，拼命地往前赶，终于赶到了前面。我忘记了劳累，兴高采烈地把打油诗插在雪峰上，然后组织部队通过，让摄制组拍下进军西藏的部队通过丹达山雪峰的一组镜头。这组镜头已载入了大型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里面了，成了一组经典镜头。

我组织部队通过拍摄电影的同时，也抓紧机会拍摄部队通过雪山的情景。为了留作纪念，我和刘广桐营长、张永生同志还拍了几张合影。等部队过完后，我们几个人坐在山顶几米高的雪壁下吃起烙饼和糖果，那种战胜丹达山的快乐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魏克向后人讲述红色故事

突然，天空飘来一片乌云，下起冰雹，气温骤然下降。不一会儿，天又晴朗起来，真是神鬼莫测的地方。我们无心停留，急忙下山追赶部队去了。

经过13个小时艰难跋涉，到下午6点，全部人员和马匹安全胜利地到达山下查拉松多。这不是神灵保佑，而是全体指战员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