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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魏克,1920年11月21日生,山东济南人。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小学文化程度。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历任宣传员、青年干事、指导员、保卫科副科长、联络科科长、宣传科科长、文化部副部长、青年部长兼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昌都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群众工作部部长兼任中共达孜县书记,藏字419部队政治部主任、50军政治部副主任、成都陆军学校副政委。1983年离休,2023年5月25日逝世。
昌都,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我对昌都的一山一水,对藏族人民都怀有深厚感情。很荣幸的是,我能成为昌都解放、革命和建设等时期的一名参与者、见证者。
我们创办了西藏第一所新型小学
70多年前,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格桑旺堆、次成和我创办了西藏第一所新型小学:昌都小学。昌都小学为西藏的发展建设培养出多少人才,在西部大开发中又能做出多少新贡献……想到这里,我特别激动和欣慰。
昌都刚解放那会儿,也就是在1950年底,在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领导层作出了“发展藏族人民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决议。为了贯彻落实这项决议,刚刚成立的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在人民解放军第18军52师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与昌都僧俗各阶层人民充分协商后,成立了昌都小学董事会,并于1951年1月12日召开第一次董事会。
今日的昌都实验小学
会上商定,先着手筹办昌都冬学,招生不受民族、年龄、性别和身份的限制。课程的设计方面,以学习藏语文为主,汉语文为选学课程。校址设在昌都西北角上的一座破败不堪的城隍庙内。
从巴塘来了娜珍、尤珍、雍金拉姆三位藏族姑娘和汉族的宋挚同志到小学工作。李安宅、于式玉两位教授自编材料、自制教具,不仅亲自教学,还兼管学生的生活指导;格桑旺堆负责藏文教学,又学汉语;次成每天忙着修缮校舍、赶制桌凳和写字板。
我们52师更是要人抽人、要物送物,竭尽所能提供协助。先派战士们修理、清扫校舍,每星期派文工队男女队员到学校教语文、数学,唱歌、跳舞。宣传科把纸张、文具、篮球和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送给学校。大家像筹办喜事一样,帮助藏族人民办好西藏第一所新型小学。
1951年,昌都小学迎着高原的春天开学了。当时只有60多名学生,分成甲、乙、丙班上课。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经过两位教授、全体校董和教职员工共同努力,这里很快成为昌都人民瞩目的最有生气的活动场所。藏族人民从这里看到了西藏未来的希望。学生们迅速增多,校舍急需扩大。
首先需要的是木材。昌都解放委员会拨出专款购置木材,而有一名活佛想趁机发一笔大财,抬高木价、刁难学校。这时,激怒了校董次成,他气愤地说:“这是为我们藏族人民办的事情,他用差民砍伐的木材来发共产党的财,能对得起两位教授吗?对得起佛爷吗?真是罪孽!”
次成要求亲自带几名百姓到扎曲河上游的原始森林里去砍伐树木,等河水上涨时将木材漂到昌都扩建学校用。经批准后,他们从5月起,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劳动,伐倒了几百棵大树。他在要完成任务时,由于在森林里长时间劳累,加上受寒冷和潮湿的侵袭,病倒了。当解放委员会得知次成病倒的消息,派医生去救治他。医生还未赶到,病魔已夺去了这位热爱藏族人民教育事业的好校董次成的生命。
扎曲河
他在临终前,特别嘱咐随他伐木的同伴说:“你们回昌都之后,告诉解放委员会和解放军的首长,告诉李教授和于教授,我的任务完成得不好,请他们原谅!”又让人告诉他的妻子雍殿单姆和女儿洛桑卓玛、儿子江巴次旺:“共产党和解放军是最好的人,要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好好帮助解放军……”
次成的逝世,使昌都人民失去了一位维护藏汉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者,使我和两位教授失去了一位诚实可亲的挚友,使昌都小学失去了一位热心办学的校董。为此,大家感到非常悲痛,在昌都小学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热心办教育献出了宝贵生命的英雄。
当18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进军拉萨、途经昌都时,我把次成的感人事迹告诉了首长。张军长和谭政委深受感动,亲自登门亲切慰问了次成的家属。
昌都小学的建立,凝聚了无数隐忍、奉献和牺牲,离不开两位已年过半百教授的呕心沥血,也离不开次成付出的宝贵生命,还有解放委员会和18军52师全体校董及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
征服丹达山的故事
在西藏的边坝县境内,有一座丹达山(藏族同胞叫夏贡拉、东雪山)。这里山高路险、常年积雪,自古以来,是从四川到西藏拉萨的必经之道,被行人视为险途、畏途。
丹达山
公元1791年,福康安率领清兵进藏,反击入侵西藏的廊尔喀,来回都经过丹达山。因为进军顺利,福康安上奏乾隆皇帝称:“此次官兵赴藏,经过丹达山,均无阻滞,山灵助顺,请加封号,并悬挂匾额。”乾隆皇帝遂于1793年5月18日,颁发圣旨,赐予封号,御书匾额。圣旨称:“丹达山远在微外,最为险峻,风雪不时,此次自军兴以来,官员兵丁,调遣至藏,以及事竣凯旋,均当冬令,以及安稳行,毫无阻滞,实乃神麻佑助,灵应军贻。允宜例为祀典,赐之封号,著封为‘昭灵顺山神’,令该部载入祀典,春秋致祀。并带去御书匾额,交驻藏大臣,勒令于山下,旧建神祠致敬悬挂,以答休应而示怀柔。”御书匾额曰“教阐遐柔。”至今,神祠匾额仍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为了贯彻落实协议精神,毛泽东主席于当月25日,下达了进军西藏的命令。于是,第18军副政委王其梅率先遣支队和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噶伦阿沛·阿旺晋美在 1951年7月25日,从昌都出发,经中路8月中旬翻越丹达山,于9月9日到达拉萨。18军52师154团也于9月初翻越丹达山抵达拉萨。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军部及52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师机关也先后离开昌都,从北路经沙丁绕过丹达山抵达拉萨。
我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张永生、画家艾炎,于月川夫妇和文工6队,跟随155团 1营,于10月5日离开昌都,经中路向拉萨进军。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行军,于23日到丹达塘。
经过现场调查与观察:从丹达塘到太昭(今工布江达),要翻越4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经过荒无人烟的“穷八站”。
现在,前面就是号称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它被大雪覆盖,异常险峻。为此,部队休整一天,进行翻越丹达山的各项准备。我和一营的领导进行了研究和分工。
第二天,部队像大战之前一样,刘广桐营长、张士英副教导员分别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动员,并向大家提出要求:“人不掉队,马不死匹,齐心协力翻越东西大雪山,争取《十七条协议》早日得到贯彻执行。”
魏克的诗句激励了战士们翻越大雪山
我们的人员按身体强弱进行帮扶编组,并抽调医生和体力强壮的干部、战士组织了10人的抢救小组以应不测。我和摄制组张永生同志商议,要在丹达山雪峰上立一大型标语,以示进藏部队翻越丹达山的艰苦场面。我当即编了四句打油诗;“丹达山高六千三,进军西藏第一险,英雄踏破三尺雪,浩气惊碎美帝胆”。全营官兵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各种准备。
第三天,25日,天不明,部队吃过早饭,5点开始向丹达山行进。爬上第一个山顶,天刚明,这时,我发现写好的打油诗不见了。在零下几度的气温里,水都结了冰,怎么再补上呢?
张永生同志坚持要写标语,我也赞成,便借用文工队教员张迈群同志的隔潮帆布,找来笔。可墨汁结了冰,就用准备爬山喝的糖水调墨,又重新写了我的四句打油诗,并署上亚东部队(即52师部队的代号)。由于天寒、手冷、墨汁冻,仅仅32字的诗句,竟耗费了一个多小时。
我和张迈群远远落在了部队的后面。当我们气喘吁吁地奋力追上部队后尾的时候,前面部队已登上了第二山峰,遍地积着很深的雪。我们二人要赶到部队前面去,就不得不在路边的深雪里冒险行进。当我们超过三四匹马后,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眼睛里直冒金花。
这时,又有两匹驮马滚到山沟里去了,驮马悬在半山腰。战士谷理容见状,勇敢地下到了十几米的深处寻找驮马。雪埋了他的腰,卡得他上不去也下不来,但他决心不让马匹死亡。他叫上边的同志用绳子拉住他,慢慢滑到100多米的悬崖下面,终于把马匹和驮子全部拉了上来。
十一点半,先头部队已到了山顶,摄制组的张永生等我们把打油诗的标语送上去,才让部队通过。
这时部队停在山头等待,传口令让我们快速到前面去。我这时口里火辣辣的,像在冒火,胸闷得特别厉害,含上一块水果糖润润嗓子,用尽平生的力气朝前赶。张迈群同志已支撑不住,晕倒在雪地里,让部队照顾他,另外找一个战士背上写有打油诗的帆布随我往前赶。
屋漏又遇连阴雨。这时,从对面过来一群藏商的骡帮,加之沿途都是翻滚的牲口和驮子,更加难以通过。在这爬山最艰难的时候,干部帮战士、党员帮群众、身强帮体弱的、大帮小,同志们那种你帮我助的战友之情也鼓舞了我。
我不顾一切地排除各种困难,拼命地往前赶,终于赶到了前面。我忘记了劳累,兴高采烈地把打油诗插在雪峰上,然后组织部队通过,让摄制组拍下进军西藏的部队通过丹达山雪峰的一组镜头。这组镜头已载入了大型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里面了,成了一组经典镜头。
我组织部队通过拍摄电影的同时,也抓紧机会拍摄部队通过雪山的情景。为了留作纪念,我和刘广桐营长、张永生同志还拍了几张合影。等部队过完后,我们几个人坐在山顶几米高的雪壁下吃起烙饼和糖果,那种战胜丹达山的快乐心情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魏克向后人讲述红色故事
突然,天空飘来一片乌云,下起冰雹,气温骤然下降。不一会儿,天又晴朗起来,真是神鬼莫测的地方。我们无心停留,急忙下山追赶部队去了。
经过13个小时艰难跋涉,到下午6点,全部人员和马匹安全胜利地到达山下查拉松多。这不是神灵保佑,而是全体指战员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结果。
(本文由吴微在多次采访的基础上授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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