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揭西人，1927年10月出生。1953年夏毕业于云南大学医学院6年制本科，同年7月分配到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及昌都地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是昌都卫生事业发展壮大的见证者、缔造者。1977年调西藏成办医院工作，历任外科主任、副院长职务，1989年底离休。   

1950年10月昌都解放后，同年12月成立昌都解放委员会。为了方便群众看病，解放委员会成立了卫生队，免费为各族群众看病。1951年8月，解放委员会在市区一间15平米的民房内设立卫生队医务室，由张保爱、谭英汉两位同志诊治患者。同年12月，医务室搬到昌都寺东南坡下原藏军营房内，医务人员增至7人，挂出“昌都人民诊所”的牌子。       

昔日的昌都地区人民医院

“昌都人民诊所的成立，算是昌都地区人民医院的前身。而西藏现代卫生事业的起步，则要从1952年9月2日成立昌都地区人民医院说起。”彭淑果说。

据资料显示，昌都地区人民医院由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卫生队和18军第三办事处卫生所联合组成，设有昌都警备司令部门诊所、九代本门诊及各宗（县）卫生院。当时的院址，选在强巴林寺正面市区人口集中的一栋两层楼房里。

“医院的名牌用汉、藏两种文字横排书写，两行文字呈弧形，正中嵌有红十字标志。经过打整，一楼作诊疗区，设有门诊、挂号、内科、外科、化验、药房等科室；二楼是药库及职工宿舍；楼房的庭院约有80平方米，是大家休息活动区。当时的院长叫韩震，是解放委员会卫生队队长。”

也就是在这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开始在北京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深入昌都，化身雪域高原白衣天使，掀开了西藏医疗卫生事业新篇章。“大队成员总共108名，除了少数老党员、老干部外，大多为医科大学、助产学校二代应届毕业生。他们身上肩负六项任务：一是宣传党的政策、《十七条协议》及民族团结政策；二是在昌都地区建立一所100张床位的综合医院；三是在各个宗（县）建立卫生所；四是开展卫生宣传教育；五是开展巡回医疗，给农牧民群众送医送药，并做性病调查；六是培养藏族卫生干部。可以说，在昌都解放之初，他们的工作任务繁重、使命光荣。”

1952年12月3日至1953年1月3日，卫生工作大队经过艰难跋涉，先后分批安全到达昌都，先将物资器材搬入室内妥善保管，然后安排女同志入住。由于房屋不足，部分男同志就在院外广场搭起帐篷栖身。

为了早日开诊，同志们只能因陋就简，把现有房屋略加粉刷，让木工将医疗器械包装箱改造成写字台，用装药品器械的铁皮箱当凳子，东拼西凑，确保一个医疗科室具备最基本的条件。

为了促进医院的规范化建设，又设立了妇产科、小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还准备了男、女病房。门诊部是建立起来了，但由于历史、宗教和文化等原因，来就诊的病人寥寥无几。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逐渐有一些病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前来就诊。医护人员都满腔热情接待他们，经过精心治疗，果然药到病除，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

群众奔走相告，病人陆续前来就诊。有些病重的藏族群众，还要到喇嘛寺去求神打卦。活佛喇嘛就以神的授意，要病人到卫生工作大队看病，增加了病人就医。由于病人的增加，房子已不够用，大家响应组织的号召，自己动手用于打垒的方法，在院子中央修建了一间X光室、一间手术室和供应室，使医院的规模和设备有所提升。

进藏之初，男同志栖身的广场上碎石遍地，凹凸不平。帐篷搭好后，还得上山砍些灌木枝丫铺在地上作为床垫，睡在上面有弹簧的感觉。见到此情此景，同志们都戏称它是“钢丝床”。高原气候早晚温差大，白天万里无云，中午太阳暴晒，住在帐篷里就像蒸笼一样。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寒气逼人。早上醒来，被头都结了一层冰凌。冬春之交，狂风骤起，尘土飞扬，一阵大风吹来，飞沙走石，会把帐篷连根拔起，被褥吹得乱七八糟，上面被吹上一层厚厚的黄土。大风过后。同志们还得重新搭帐篷。

至于照明，因为没有电力设施，一般晚上只能早早就寝，临时需要照明时才舍得点煤油灯或蜡烛。“我忘了后来是哪一年买了柴油发动机，才慢慢解决照明问题。当时工作的简陋，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卫生部拨给卫生工作大队有两台“道奇”牌大卡车，从成都采购各种物资、器材和主副食品。由于川藏公路到1954年底才全程通车，加之路途遥远、路况极差，往往只能运回一些干菜、香肠、肉等，间或可以用银元在当地购些新鲜牛羊肉，配上从内地运来的萝卜、土豆，就算是大大改善了生活。当时，卫生工作大队主食以大米、挂面为主。高原空气稀薄，大米难煮熟，还没有高压锅，所以基本上每餐只能吃半生不熟的米饭或面条。厨房有时也蒸点馒头或包子，但都粘牙，吃起来味道不对。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做好开荒生产，每天晚饭后，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拿起工具，到云南坝开垦荒地。这些荒地是地地道道的处女地，质硬土黏，还有不少小石头十字镐挖下去直冒火花。同志们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一锄头一锄头地把荒地开垦了出来，平整后播种栽菜。

“我参加工作后，也参加了许多年的开荒生产。许多同志双手都磨出了血泡，但毫无怨言，每天照样工作，照样参加体力劳动。菜种下去，就得浇水，这又是一道难题。因为菜地离河虽近，但坡陡路窄，要挑几十斤的水桶，爬上几十米的陡坡，干起来无不气喘吁吁、面青唇紫。为了开荒生产，大家总是你争我赶，生怕落在他人的后面，场面令人感动。”

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同志们种上了当时称之为“昌都蔬菜三大法宝”的莲花白、萝卜和土豆。由于高原气候特殊，早晚温差大，这三种蔬菜生长条件得天独厚，个头特别大。如莲花白，小的几斤，大的可达十几二十斤；萝卜每个都好几斤；土豆大的每个也有一斤多。到了后来，如莴苣、小白菜、南瓜等应有尽有。“过了几年，我们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可以支援友邻单位。”

为妇女儿童看病

在昌都，每到夏天雨季，周边山坡上林荫底下会长出各种蘑菇：一种叫黄菇，色橙黄，菌伞表面光滑质薄，味道清香；一种叫獐子菌，菌体庞大，菌伞厚实，伞底长有像獐子毛的物体；还有一种类似内地的金针菇的菌种，其菌株拥聚成块状，有如厨房用的刷把，大家也叫它“刷把菌”。每逢夏秋之交，遍山都可以采到这几种蘑菇。摘回来后，洗干净，加上大蒜和红烧猪肉罐头熬制，其味之美，实在难以用语言形容。

随着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陆续发现了各类病种。有些病，需要手术处理，建立手术室迫在眉睫。但是现有的房舍条件太差，于是外科的同志们在杨绍栋主任的领导下，将现有的土房四壁和天花板都用白土布蒙上，地板上铺垫帆布，窗户罩上纱布，个别装上玻璃，就这样，几乎全部用布布置起来简单实用的手术室搭建起来了。“手术室”中间，放置一张手术台和相应的手术设备，完全符合从事一般手术的基本要求。

“那时，做手术真是寒酸。为了照明，只能点汽灯。汽灯不是无影灯，对腹腔深部的照明，只好用几束手电筒解决。这样的条件对当时的医护来说，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手术室虽然简陋，但能够解决问题，碰到急性阑尾炎或其他急腹症都能够解决。”

有一次，一位双目失明多年的老喇嘛帕巴西热前来就诊。经诊断，确定为白内障。眼科陈世森大夫就在这间“手术室”里为他摘除了白内障，让他术后重见光明。帕巴西热非常激动，出院时亲手把洁白的哈达献给医院领导和医生护士们，以表达他的感谢之情。“这一事件拍有照片，挂在门诊室外进行宣传，对藏族同胞影响很大。他们认为，既然喇嘛都相信卫生大队的医生，大家也就不必怀疑了，此后就诊病人迅速增加。”

至于重症患者，医院需要留院治疗。卫生工作大队在建立门诊部的同时，准备了两间病房，放置了从内地运来的钢丝床，并铺上崭新洁白的被褥床单，墙壁也粉刷得漂漂亮亮，各种病案文书也准备就绪。重症病人入院后，可以更换医院准备的病号服，舒适温暖地躺在病床上，接受医生的精心诊断和治疗。

“按规定，当时的昌都地区固定居民不分民族、信仰、职业，一律均可接受免费治疗，还为住院病人无偿供应美味可口的饮食。病愈出院的病人如果来自农牧区，医院还用救护车送他们回家，这对藏族同胞的确是莫大的照顾。”

西藏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医院建立起来了，虽然比较简陋，但是能够为藏族同胞诊治疾病、解除痛苦。然而卫生工作大队的领导们并不满足，决定组织三个中队下乡巡回医疗，到各个宗（县）、农牧区为农牧民送医送药，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卫生知识，进行疾病预防和流行病调查。

第一中队由队长马圭如带领，负责巡回江达、贡觉、三岩、芒康等宗（县）；第二中队由队长朱水寿带领，负责巡回察雅、邦达、左贡、盐井等县区；第三中队由队长薛寿林带领，负责巡回类乌齐、洛隆、八宿、硕督等宗（县）。此外，每个中队配有事务长、炊事员和翻译人员，以保证队员的生活供应。

巡回医疗队伍出发了。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克服了交通不便、山高路险、空气稀薄、住宿简陋、补给困难等诸多问题，终于不辱使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首先要克服交通问题。那时康（川）藏公路刚刚修通，大部分农牧区不通公路，下乡只能靠骡马或牦牛运输物资。3个巡回医疗队雇用的牲口，首先要满驮运药箱和主副食等物资，然后才能安排队员的坐骑。有时雇到的马匹，只够驮运同志们的马被套（睡具），队员就只好徒步了。农牧区道路，大多依山傍水，山高路险，崎岖不平；村落被群山阻隔，十分分散，出门就得翻山越岭。有些地方，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滔滔江水，所谓道路，也只是在险要的悬崖间开辟一条羊肠小道，稍不留心就有可能滑落到湍急的江河里去。这种交通状况，对来自内地的年轻姑娘来说无疑是严峻考验，需要用很大的勇气去克服困难。

尽管如此，大家一路上依然有说有笑，互相鼓励。一到稍微平坦的地方，大家还唱起歌。到了宿营地，大家分工明确，有的打开马被套就地铺好，有的在山坡上找些枯枝干柴烧水做饭，炊事员则就地找几块石头砌成炉灶。饭菜自然是半生不熟，菜也只有干菜，但是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仍然吃得津津有味，谈笑风生，兴致来了还会娱乐一番，晚上照样睡得香甜。

第二天一早起来，收拾好马被套，清理好宿营地，继续赶路。只要遇到村寨人家，巡回医疗队就给藏族同胞送医送药，还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对藏族人民的关怀。

巡回医疗队的做法，深受群众欢迎。当时工作人员下乡雇用马匹非常困难，但是为了接“门巴”（医生），大家无比热情。在马匹比较充裕的地方，同志们可以做到骑马代步。只是队员大多数是从内地来的，从来没有骑过马，所以在行进过程中，很多人难免从马背上摔下。这时，赶牲口的藏族群众会主动帮助同志们把马被套整理好，把马带拴紧，重新把摔下的同志扶上马。见到此情此景，就有同志开玩笑说：“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平地牵着走。”有些路段山高坡陡，骑马有一定危险。同志们为了节省体力，下马来拉着马尾巴往上爬，下山时还将马作为“移动的拐杖”，万一滑倒，马匹可以帮助大家站稳。

巡回医疗队到了村庄开展工作，住宿也是一个问题。在广袤的农牧区，既无客栈也无旅馆，大家只能借住在老乡家里。那时农牧区基层政权还未建立，没有公房，群众家里也不宽敞，大家便和老乡们一起围着火炉，打开马被套就地而卧。到了牧区，情况更特殊。牧民有一条习惯，外来的女人是不准进帐篷的，怕给他们带来厄运。为了照顾女同志，大家到了晚上只好集体露宿在草原，把女同志安排在中间，男同志在两边当保镖，还得派人站岗放哨。牧区海拔高，入夜后寒风刺骨，很难入眠，通常早上醒来被头已结了冰凌。

为藏族同胞看病

经过几个月的巡回医疗，同志们爬雪山、过溜索，跨激流、涉险滩，饱尝旅程惊险，走遍了昌都十几个宗（县）、基本上摸了农牧区的卫生状况。返回昌都后，3个巡回医疗队向领导作了报告，提出“有必要到各县建立卫生院所”的意见，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接下来几年，各县卫生院所纷纷建立，同志们以创业者、开拓者的精神和勇气，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医疗卫生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和卫生知识，谱写出许多感人的事迹，被藏族同胞广为称颂。

遗憾的是，有些卫生院所刚建立不久，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化，极少数反动上层组织武装叛乱，同志们不得不暂时回昌都。不过医疗队播下的种子，在形势好转后都逐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奠定了昌都三级医疗卫生体系的基础。

各巡回医疗队完成巡回医疗任务回到昌都后，组织上对人员进行了调整，一部分同志到各县建立卫生院所，一部分留在昌都地区医院充实加强各科室力量，并发动群众修建了一栋平房，缓解了同志们住宿紧张的问题。

随着业务的开展，卫生宣传首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中国成立前，西藏与外界接触不多，科学知识缺乏，对卫生知识也知之甚少，在保健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西藏各族妇女对经期卫生认识不足，没有使用月经带的习惯。卫生大队除大力宣传外，还免费发放卫生带，传授使用方法，受到她们的欢迎。

昌都市妇幼保健院一角

新中国成立前，藏族妇女分娩被认为是污秽的事，临产前只能住到牛羊圈里；婴儿产下后，母亲要用牙咬断或用未经消毒的刀具切断脐带，因此，新生儿发生伤风的概率很高，流行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说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开展妇幼保健工作势在必行。卫生大队的同志们，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妇幼保健和新法接生。最初，妇女们半信半疑，因为并不了解新法接生的具体内容。同志们耐心讲解并采取务实的做法，发现孕妇就诚恳地邀她们到医院做产前检查，要求她们按时到医院复查，并为每一名孕妇建立档案，发现未按时复诊就上门随访，渐渐地赢得了信任。有些孕妇不好意思到医院来检查，同志们就采取“跟踪尾随”的办法，到她们家里宣传新法接生的好处，动员她们到医院待产分娩。经过努力，局面逐渐打开，来医院的孕妇越来越多。医院还赠送婴儿衣服、尿布等，深受孕产妇的欢迎。      

 1954年，卫生大队自己动手修建的平房

卫生大队虽然建了简易病房，但大家的目标是要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综合医院，于是一面开展医疗工作，一面筹建新医院，包括门诊部和住院部。搞基建困难很多，建材大部分得从内地运来，技术工人、工程人员也很缺乏。幸好当时昌都水利工程队有这方面的人员和设备，因此，由他们承包施工，历时一年左右，崭新的门诊部和住院部大楼建成了。新建成的门诊部占地500多平方米，住院部为两层楼房，面积1000多平方米。门诊部分设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等临床科室，还有化验室、放射科、治疗室、药房、急诊室、挂号室、医生值班室、收费室等科室。住院部楼上楼下共有病床80张，窗明几净，光线充足，钢丝摇床，全新被褥，分科接收住院病人。楼上楼下分设两个护士站，还有设备完善的手术室、产房、待产室和婴儿室，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医院，遂成为昌都地区医疗、预防、科研、教学的基地。

“1954年11月24日，新建的昌都地区人民医院举行落成庆典。这是昌都地区各族人民大喜的日子，为西藏的卫生事业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许多年过去了，彭淑果回首往事，依然激动万分。

昌都地区人民医院新楼落成，促进了地区医疗卫生工作发展。随着各宗（县）卫生院所的相继建立，给藏族同胞看病就医带来了极大方便。但这时的阶级斗争是残酷的，西藏的反动农奴主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阴谋组织武装叛乱，千方百计破坏解放事业取得的成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各宗卫生院所的同志协同当地政府进行自卫反击，有的因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撤回昌都。而昌都也同样进行着紧张的备战工作，在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大楼前都修筑了防御工事，由男同志轮流站岗放哨，日夜守卫医院。”

“当时在江达工作的卫生大队队长林锋，是一名女同志。她爱人马一鸣同志在执行任务时，遭受叛匪伏击，光荣牺牲。噩耗传来，医院的全体同志都非常难过。面对叛匪的残忍和嚣张，大家倍加警惕。这样的备战状态历时两个多月，直至解放军将叛匪消灭后才解除警报。”

由于叛匪的破坏，昌都地区的医疗卫生建设遭受暂时的挫折，但医院的卫生工作并没有停顿，而是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1957年5月，根据指示，各项工作“大收缩”，中央卫生部昌都民族卫生工作大队、一些卫生院被撤销，仅留丁青、波密两个宗的卫生院，部分人员调回内地进修或工作。

1958年夏天，部分叛匪窜入昌都南部地区。昌都军分区奉命进行清剿，杨永恩司令员统率剿匪部队，要求地方进行配合，组建了战地救护和临时野战医院。

“医院抽调了我参加战伤救护任务。在解放军七五医院院长杨德升的领导下，我们随军参加战斗，收容伤病员。叛匪流窜性强，多在偏僻山区行动。我们执行任务时，只能徒步行走，翻山越岭，围歼堵击。为了寻找战机，我们徒步急行军，人不休息、马不停蹄，持续几天几夜转战在荒山僻岭、悬崖峭壁间，稍有闪失便跌入万丈深渊，其惊险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更何况连续几天不能休息，又要夜间行军，那才真叫筋疲力尽。因此，大家常常是一边走路一边打瞌睡。由于成绩显著，昌都警备司令部给我记了三等功。”彭淑果笑呵呵地说。

提起前辈杨绍栋，彭淑果至今都觉得特别温暖。“他是山东成武县人，1918年出生，曾在华西医科大学就读。他1952年冬调入中央卫生部昌都卫生工作大队时，已是西南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毅然放弃了重庆的优越工作条件和舒适生活环境，随队来到雪域高原，担任昌都人民医院外科主任。”

昌都的卫生医疗条件虽差，但杨绍栋严谨治学的劲头丝毫不减，对下级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同志们偶有疏忽，他都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当医生，一定要正规操作，不能当江湖医生！”

1953年夏天，彭淑果被分配到昌都卫生大队工作，初出茅庐，动手能力还很幼稚。“杨绍栋老师就像慈父一样，从工作到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多关心呵护。在技术操作方面，更是不厌其烦、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我。”

今日昌都

进藏不久，很多人都发生了指甲凹陷症状。杨绍栋就此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研究，认定是高原缺氧的一种生理反应，主要由于低氧和缺乏维生素C的摄入所引起的，提醒人们注意补充营养和避免过度疲劳，同时观察到这种疾病是可逆性的，只要返回平原三个月左右即可自行痊愈，从而清除了进藏人员的思想顾虑。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1954年的《中华医学杂志》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杨绍栋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彭淑果这样的年轻医务工作者看在眼里、学在心里。

“在那些修筑公路、平息叛乱和运输繁忙的日日夜夜，川藏公路上经常发生事故或车祸，总会碰到严重的颅脑外伤、颅内出血、胸部创伤合并血气胸、上消化道大出血、心包缩窄、腹腔内肿瘤等疑难杂症。处理这种病症，涉及很多学科。杨绍栋总是临危受命，靠自己精湛的医术进行手术救治。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当时杨老师却做到了，挽救了无数生命。”

1960年，杨绍栋被任命为昌都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被推举为昌都政协委员。他坚持原则，又平易近人，不失风趣，文学修养还高。有一对新人结婚，他赠送了如下对联：“看我俩新夫妻，甜甜蜜蜜，好时光就在今宵；瞧你等光棍汉，走来走去，苦日子何时到头。”

初到昌都时，杨绍栋老师只有34岁，在我们一群年轻娃娃面前算是比较大了，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杨老头。杨老师是外科专家，同时也是美食家。逢年过节，他会买些面粉、配料做香喷喷的千层饼，用猪肉罐头、鲜肉和些蔬菜包饺子、煎锅贴，或制作特色的“响铃抄手”。鲜蘑菇上市时，他会买些猪肉罐头加上大蒜獐子菌，找几位同事聚一聚，有时还喝杯小酒、其乐无穷。

遗憾的是，他晚年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于1986年11月14日与世长辞，享年68岁。

“初到高原那些年，一些同志为了革命工作、建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与他们相比，我无疑是十分幸运的。边坝县叛匪作乱时期，张大麒、周秀山、陈华三位同志壮烈牺牲，我到现在都十分怀念他们。”彭淑果动情地说。

张大麒，男，1953年从成都市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昌都工作，先在地区医院内科，后调到八宿县、边坝县医院工作。他平时对病人态度和蔼，认真负责，经常下乡巡回医疗，深受藏族同胞的欢迎和爱戴。他热心培养藏族学员，亲自带领他们下乡为农牧民送医送药。

“1969年边坝县发生叛乱，封建农奴主借‘文化大革命’之机，向人民政府进行反攻倒算，残忍杀害人民解放军战士及地方工作干部，就连为他们救死扶伤的医生也痛下毒手。张大麒同志就是被他培养的学员杀害的，牺牲时年仅36岁。”

创建江达宗卫生所的雪域高原“白衣天使”

周秀山，男，部队转业，曾在江达县医院工作，后调至边坝县医院担任药师。陈德华，女，儿科医生，与周秀山同志是夫妻，一起在边坝县人民医院工作。“1969年边坝县发生叛乱，当时陈德华医生正身怀六甲。她和丈夫周秀山同时落入叛匪魔掌。周秀山向叛提出严正抗议，告诉他们不能滥杀孕妇，但惨无人道的叛匪不听劝告，先将陈德华医生杀害，并用刀剖开她的腹部，挑出胎儿让周秀山看，然后开枪将其杀害，真是惨不忍睹。叛匪的罪恶行径，为天理所不容。”

张大麒、周秀山、陈德华同志牺牲后，政府将他们的遗体厚葬于洛隆县烈士公墓，供后人瞻仰祭奠。除了这些牺牲的烈士，还有不少同志因为各种意外，把生命和忠诚献给了党，献给了雪域高原。

“黄圣欧，1952年从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化验室参加卫生大队，进藏后经常下乡参加巡回医疗，1954年因病去世；张雪岩是一名女护士，系第二批援藏医疗队成员，由队长高伦、副队长林培德率领前往拉萨途中路过昌都而被挽留，后由林副队长带领去丁青开展工作，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积劳成疾，患上腹腔结核，产生大量积水，经医治无效不幸病故；张学娟，1952年毕业于苏州助产学校，随卫生大队进藏，后调至类乌齐卫生院，与该县县委书记李兴道喜结连理，在生完第三个婴儿后英年早逝，年仅30岁；先永惠，女药师，1962年从四川医学院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昌都地区人民医院药房工作，工作不久后发生意外，不幸溺水身亡……”

昌都市烈士陵园一角

“为了开拓西藏的卫生事业，我们这群人无怨无悔，甘愿为雪域高原贡献青春。只愿后人能从我们的故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说到这里，彭淑果老人已经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