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路老兵杨元春的家庭故事

我的父亲叫杨元春，1913年5月出生，四川雅安人。他1951年底参军，随18军54师工兵五团进藏，成为一名木工，修过康藏公路、雀儿山路段。有一次抢修桥梁，需要炸石头。爆破石头时，一块小石头飞来，炸断了他右手食指的韧带。后来，这根手指再也伸不直了，记忆中父亲一直用左手拿筷子吃饭。最后，他与战友们一边打仗一边修路，一直把公路修到了拉萨。退伍后，他被分到八宿县白马养护段，成为一名普通道班工人，在扎西道班和沙木道班、瓦达拉根道班干过。后来，养护段组建了技工队，把父亲抽到技工队里，主要抢修桥梁、涵洞。1954年，父亲娶了我的母亲泽久卓玛。没多久，我出生了，成为一名“藏二代”。

杨华山的父亲杨元春

1957年，我随着父母回到内地成都，父亲在一家工厂里工作。由于母亲那边的亲人还留在西藏八宿，加上她的汉语说得不好，老思念她父母，又感到很孤单，便总闹着要回八宿。父亲曾想过离婚，可组织上不批准，不但不批，还做父亲的思想工作。1958年，他俩就又一起回到了西藏。那时候的八宿，组织机构还没有完善，他们只能回到母亲的家乡折巴村当农民，靠父亲的木工手艺维持生活。

随着叛乱蔓延到八宿，匪首听说母亲嫁给了汉人，要求乃然宗本把父母亲、我和大妹妹白玛塔措都抓了起来，派乃然村的曾卡扎西、四郎泽培，折巴村的扎西达吉、布穷玛把我们一家4口押送到洛隆县。押送经过的村落主要有：第一天从乃然村送到扎西泽村，然后到了瓦乡的瓦村、夏里乡的夏里村、拥乡的查垫村，最后经洛隆县的益西村到洛隆宗。

一路上，我们都是被绑着的，到了一个村后又交给下一个村押送。经过有的村子时，他们没见过汉人，围观起来打骂父亲。路上，妹妹不小心掉到水里，父亲只能用嘴咬住她身上的绳子，把她拖起来。就这样，我们一路要饭，一路遭受凌辱，被押到了洛隆的一座“监狱”里。

我们家人被关押过程中，还遇到一个给解放军送信的藏族小伙儿。为逼他交出信件，大叛匪噶鲁亲自对他进行拷打。小伙着急把信送出去，就在母亲出去要饭时把信从鞋帮子里取出，托母亲交给部队。

杨华山的母亲泽久卓玛（右）和儿媳高守芬

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洛隆平息叛乱，土匪自顾不暇，扔下我们一家四窜逃走。此时，我们一家遇到了在昌都军分区纠察科工作的江村罗布同志。他问父亲回八宿还是留在洛隆，父亲选择回八宿，部队就给我们送了马匹和粮食。

当父亲原路返回翻过拉穷拉的山口时，在岔路口走错了路，竟到了封闭落后的土匪村——约巴村，又被约巴村的土匪头子加琼抓了起来，被关到装粮食的木头仓库里。几天后，当他们决定把我们拖去树林里全部杀掉时，解放军的一个班从树林里杀出来，把我们全家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

这次奇迹的发生，想起来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而后，班长叫母亲送信给丁卡村工作组的负责人何尔甲同志。后来何尔甲同志担任过八宿县教育局局长，也经常谈起我家遇到的事。就这样，我们一家在约巴村得救后，父母亲被解放军护送回到八宿县城，被安排到白马区皮嘎村务农。我听父母讲，救我们的解放军那个班里有6名战士被土匪加琼杀害了，听闻噩耗，我们全家人很是悲痛。

1960年，我们全家搬到白马区哲巴村，虽然在民主改革中分到了土地，但土壤贫瘠，靠种地是吃不饱的，还得靠政府救济。村里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因为父亲有木工技术，就让他在木工组里干活。他还推广鼓风机，在当时可是一件新鲜事物。“远看一头牛，近看光骨头”，是当时大家对鼓风机的戏称。对了，我是在那时开始在乃然寺院内布置的教室上学的。这所小学开始从乃然寺院搬迁到县城附近的日吉村，也称扎果小学，当时有一到六年级。由于受“文革”的影响，学生学文化的时间少，多数时间是背诵毛主席语录。

白马区白马乡成立人民公社后，我们村叫白马公社生产二队。父亲在生产二队做木工、干农活，还利用闲余时间在自家房前屋后种起了菜，开始日夜忙活起来。父亲种的白萝卜，一个有四五斤重，莲花白重15斤左右，南瓜重20斤样子，还有玉米。父亲种菜，给生产队挣了不少钱，后来就带领村民一起种。公社领导看到了，让其他生产队派人员来学习，学完以后开垦荒地种菜。这种做法，今天叫“示范引领”。

当时负责修建邦达机场和扩建318国道的852部队的食堂用菜，基本是父亲种出的蔬菜供应的。因此，父亲跟部队关系比较好。有时，部队炊事班留父亲吃饭，吃的是白米饭，这让很多人羡慕得直流口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吃顿白米饭在西藏农村被大家戏称为“开荤”。白马公社生产二队的人说想吃大米饭，让父亲想办法给部队首长说情。父亲跟852部队的首长说明情况，首长同意让生产二队前去送菜的人员吃了一顿香甜的米饭。当时，农村生活艰苦，能吃上米饭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有一回，阴法唐同志经过八宿，看到父亲种的菜还表扬了父亲。那时候，大家常说：“要想吃得好，跟着老杨跑。”

“文革”时期，不让种菜了，否则就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也开始参加劳动，主要是砍柴、拾柴，然后卖给县砖瓦厂、白马运输站，当时柴火的单价是一分钱一斤，一天能卖1.1元左右。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大家开始挣工分。大人劳动一天有八九个工分，我们因年纪小，只有四五个工分。我们这个生产队有18名同龄人，直到15岁才能挣八九个工分。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打响，家里来了一名连长，是父亲的战友，即将去前线。他得知父亲的境况，开玩笑说父亲是第一个进藏却当了农民的人。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他还来看过父亲。后来县武装部招兵时要做饭，知道父亲是伙头兵，就请了父亲去做饭，几乎每年招兵都叫他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给我们家七口人分了17亩地，包括山地，还分到3头牦牛、1头小牛。因为白马乡附近没有广阔牧场，再加上几头牦牛需一人专门放牧，浪费劳动力，我们家决定把牦牛换成羊。经过与其他农户协商，最后换到了30多只羊。有了羊，我们兄弟姊妹就多了一项放羊的工作。后来，羊群繁育到了80多只，如此一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告别了饥饿。

还是说说我的情况吧。1971年6月25日，白马区区委书记四郎江村来生产队给瓦达煤矿招工，我没有跟家里人商量就报了名。母亲知道后不同意，但父亲还是支持的。穿上白衬衣、蓝裤子，是我当时的梦想，这也是干部和工人的标志性着装，特别光荣。就这样，我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瓦达煤矿位于瓦达乡瓦达村，7月1日，瓦达煤矿正式开挖，当时那里荒芜一片。煤矿是县里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我在里面当过团支部副书记、宣传委员。矿上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全靠人工拿钢钎打孔、打井、推车，每天干8个小时。那时，我没转正，每月有29元工资。转正后下井，每天还有4毛钱的补助，总体算下来，每月有42元左右。当时吃饭也是定额，每人每月40斤粮食，不下井的只有35斤。粮票还要分粗粮细粮，按百分比计算，粗粮是玉米面、糌粑、荞麦粉，细粮是大米、白面。每个月，还要从大家的粮票里扣战备粮1斤，节约粮1斤。到了瓦达煤矿以后分了班，我在二班当了班长，被派去马查拉煤矿学习。马查拉煤矿当时有三四百号人，还有大型机械设备，技术人员都比我们煤矿多。我还去过昌都达依煤矿学电工，为此，荣获昌都地区“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当年冬，我决定参加考试。在八宿县小学参加了为期1个月的考前集中学习，终于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时刻。1978年3月，我接到扎木师范学校的通知书。当时，师范生费用全免，还发生活用品，我便开始带薪读书。

1981年3月毕业后，我又回到八宿工作。后来，昌都教体委统一分配，我到县小学教了半年书，又到林卡乡小学教了半年。当时区里缺干部，我就帮忙写材料，后来又抽到土地下户工作组，到林卡区邻宜乡搞了3个月土地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工作结束后，我回到县里，又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回县小学教书。由于教师缺乏，当时的教学任务重、工作量大，不仅教藏文、数学、体育，还要担任班主任工作。1983年3月，组织上派我到拉萨师范学院进修数学，此次进修昌都地区去了5人。1984年，当我进修完回到县小学，还不知道教哪个班时，接到县委组织部的通知叫我去县财政局上班。我去财政局报到，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又接到通知要我到县中学任教，去教数学。后来，从初一到初三的数学教学，都由我承担，期间还担任班主任工作。我教的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有90%的人都找到了工作。

八宿县干部深入“夏里三乡”开展换届工作时的合影

再讲一讲我的父亲吧。在落实政策时，组织上对父亲的身份进行了调查，负责调查的是白马区秘书拉巴顿珠，但没有给结果。后来有人建议我们写父亲的简历，争取落实待遇，可是写给谁、交给谁都不知道，只得作罢。体制里的工作就是这样，一旦离开，再进去就异常艰难。

后来县里修电站，大家知道父亲种菜种得好，便派父亲又去种了3年菜。最后又回到村里，那时撤区并乡，我们村改为折巴村，父亲回家后依然是种地种菜、养猪养鸡养羊，过着平静的生活。1990年3月，父亲生病了，身体越来越差，他总是说：“活到今天已经不容易了，病重时就想一起当兵的战友有哪些人，哪些人已经走了……”更多的时候，他会念叨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陈明义等18军首长的名字。

父亲在弥留之际，说他没有别的要求，就希望走的时候能穿上军装，用汉族人的方式土葬，并且告诫我们财产不要多，不要看重钱财，更不能贪财。我们当兵时，什么都没有，听到号声打起背包就出发了，我们的信念就是“红旗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父亲经常给两个孙子讲进军西藏的故事，到现在两个孙子都记得爷爷讲的“红旗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的话。他也经常提醒我们要管教好子女、不要怕吃苦、团结同志、搞好邻里关系等等。

1990年5月4日，父亲病故，享年78岁。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牺牲，妹妹在三年困难时期去世。父亲为了母亲，一辈子留在八宿，成就了婚姻，牺牲了自己。病逝前，他说起自己的两个遗憾：一是始终没学会藏语，尽管当年部队里有要求，还是没学会；二是没有解决待遇问题，导致家里一直贫穷。当我姑姑写信请求父亲接济粮票时，他拿不出来，也没敢回信。因为那时，他也自顾不暇。父亲回忆这些的时候很是忧伤，至死都没有回雅安一次，也不敢回雅安。

我家民主改革中分到地主家的一套房子，在八宿县城的皮嘎村。后来白马区把我们家搬迁到了乃然寺庙附近，把僧人住房分给我们家。当时，有好几户人家搬到了这里，大家成了邻居。到了“文革”后期，王其梅首长和警卫班住在乃然寺庙里。有一天晚上，天空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突然听到“轰”的一声，我们家的一面墙倒了，长度有8米左右，高2.8米。父亲见状，着急得很。等到天亮后，王其梅首长看到受灾情况，就组织警卫班的战士给我家修墙建房，用了3天时间把房子修好了，恢复了正常生活。改革开放后，村里每家每户都盖起宽敞明亮的新房，父亲看到别人家的房子，也想修建一栋新房。但家里经济困难，孩子多，劳动力少，直到1989年，我家从寺庙搬到折巴村才开始修建新房，1990年新房还没有盖好，父亲就离世了。2002年，我家的经济条件改善了，房子才算完全修好。

我1987年到县小学担任副校长，任职一个学期后，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历任副局长、局长。任职期间，1988年，完成教育基础工程，建成2300多平方米的县中小学教师宿舍楼和礼堂。1989年，再次完成教育基础建设工程1500平方米的建设，主要是各乡村的教舍。1990年，完成邦达小学办公室和校舍扩建工程建设349.85平方米、围墙73.42米，完成县中学围墙和大门建设，自筹资金为区乡公办小学制作了100套桌椅。1991年，修建了县中小教职工宿舍楼面积940.05平方米，还修建县小学围墙大门。另外，投资3000元改善了一所民办小学教学条件。区教育厅巴珠同志在吉达乡搞传教时，我们一起办起了巴东小学，修了3间土木结构的教室，配备了老师。

为了提升教学水平，我想到了采取“能者调到县小学，庸者下到镇小学”的办法，激励教师提升教学能力，不定期进行抽查，鼓舞教师振奋精神，提升教学质量。同时，把教学质量与工资挂钩，严明奖罚机制。

为确保考试公正，我们经常从昌都地区教育局拿试卷，组织中小学校统一考试、统一批改。在考试时，由县教育局和学校领导统一安排监考。如考试中发现学生作弊，就要扣相关老师的工资。考试成绩出来后，根据县教育局和学校规定的每个班级各科分数线来确定奖惩情况：如超过分数线1分奖励5元，低于分数线罚5元，累计计算。根据地区教育局下达分配的名额为标准，我们对教小学六年级和初三的毕业班老师也进行了奖惩。录取的学生多一名，奖励500元；录取学生少一名，则罚500元。录取学生人数超过了地区教委下达的名额，可以得到地区教委的奖励。1991年，八宿县小学六年级毕业班，共有32名学生，17人考上内地西藏班，升学率排在了全地区第一名，为此，地区教育局还划拨了3万元作为奖励。我根据老师的成绩，向毕业班教师们兑现了3万元奖金。其他县的教育局局长，看到八宿的教学成果，十分羡慕。

1991年9月，然乌乡小学领导汇报乡小学的教室漏雨情况严重，围墙有倒塌的危险。为此，我带着江村欧珠老师和司机一起到然乌实地查看。后来我去然乌兵站找到杨站长，请他帮助解决了铁皮和瓦，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搬铁皮和瓦，同时找人修补。9月6日，我又接到地区教委的电报，要我到昌都参加地区教委的会议。天空一直在下雨，晚上十一点我们三人准备回县里，到了冲沙村下方的公路时，看到冲沙桥已被洪水冲毁，无法通行，又返回格果道班住了一晚。第二天，我把小车和师傅留在道班上，和江村欧珠走路回县里。走到冲沙村，看到吉达乡党委书记陈列皖吉在带领群众抢修桥梁。等便桥搭起来，我们才得以通行。此时，我们看到318国道有很多路段都被冲断，农田也冲毁了不少。回到县城的路程是80多公里，我俩走了一天一夜才赶回。第二天，我要赶往昌都开会，要走过县城至怒江段的许多被冲毁路段。一路上，有的路基被毁，连仁字桥道班也被洪水冲垮了。我和司机扎西泽培雇了一名背汽油的民工，从县城出发，走了47公里的路到了怒江桥，再当晚乘车赶往昌都。地区教委的领导看到我来参会，很感动，在会场表扬了我们八宿县。为了争取教育经费，我经常在地区教委领导面前要钱赖着不走，最终为八宿争取到经费，我多次去地区教委，老领导们看到我就说：是不是为钱来的？

那时候昌都没有职业班，我便带领大家在八宿县办了职业班试点。尽管当时没有什么条件，我们就创造条件。我们想办法去找老藏医、驾驶员，开办了藏医药班、驾驶班、缝纫班。当时，英籍阿贡活佛来昌都，地区统战部、政协、教委、卫生局等部门的领导陪同，到八宿县郭庆乡卓玛拉康参观考察。经多方沟通，我们达成了合作协议：由阿贡活佛出资在郭庆乡建小学，他负责学生的生活费，我方负责提供建校地皮、安排老师、厨师。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建起了藏医班，招了30多名学生。如今，我们当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在行医，有的还在县医院藏医科工作。这项工作，当时受到地区教委的表彰和推广。

今天的八宿县城

1992年11月，我被调去县编译局当主任。我遇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翻译30多页的报告，领导叫我4天之内翻译完。我对翻译工作不太熟悉，有很多困难。于是，白天黑夜地翻译，用了三天半的时间完成了任务。我做了3年的翻译工作，主要是翻译文件、新闻、领导讲话、案件等，还要随汉族领导下乡时做口头翻译工作，收集和整理寺庙历史文化和民间故事，负责个体工商户的店铺藏文名称翻译等工作。

1995年10月，我又调到县政法委任专职副书记（副县级）。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办公室在一起办公，主要职责是宣传各级领导的主要讲话精神，组织公检法司系统学习党的政策法律法规，监督公检法司的执法工作，组织讨论、分析、解决疑难案件，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在政法委工作期间，我还担任了昌都地区安全局的安全联络员。此外，还参加了八宿县县志编写工作。

2004年退休后，我继续担任地区安全局的联络员、自治区邮政管理局的邮政监督员、八宿县法院的人民陪审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时，有一次，院长叫我到同卡调解处理两个遗留下来的案件：一个是离婚案，一个是杀人赔偿案。

离婚的夫妻都是同卡镇的，婚后育有一个孩子。丈夫常年不回家，在外拈花惹草，妻子提出离婚，要回娘家。乡人民政府有调解员，就让妻子回家去，但是在财产分割上没处理好。娘家不服，上告到地区上。我去了以后，乡里的书记、乡长、调解员都参加了，把两家人全部找齐，召开调解会。会上，大家都使用藏语来调解，征求双方意见和要求。我建议能复婚就复婚，不能复婚就要遵守相关的妇女儿童相关保护法，把嫁妆全部归还，还要给孩子分块地。在耐心调解下，男方最终让步了，保障了女方的权益。

此外，我还调解过一起杀人赔偿案。此案在赔偿问题上，双方当事人产生新的矛盾，经过法院多次执行得不到落实。院长叫我来处理，经过我对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讲解法律条款后，双方接受了我的调解，得以结案。

另外是一起酗酒致死案，简要案情如下：几名大车司机在邦达镇的一家小店里吃饭、喝酒，店主和几名司机互相认识，他们把酒喝完后还想喝，最后，店主把工业酒精兑了水拿给他们喝，造成人员死亡。此案已由县法院和地区中院作出了判决。可是，死者家属（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人）不服，写信给中央领导。中央领导收到信后，转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再转地县政法委。各级领导都作了批示，县里把这项工作交给我来处理。我给死者家属回了信。信件的大致内容有：案发经过，法院作出判决结果、依据的有关法律条令等。死者家属收到信后，没有意见了，再也没有上告，让我完成了组织上交代的任务。由于我的工作认真负责，解决和处理了以上疑难案件，受到了各级法院和领导的认可，荣获“全国优秀人民陪审员”称号，并受邀参加了2006年12月召开的全国第七届审判工作会议。

我和妻子高守芬的相识，是经父亲的好友、白马运输站站长钟华昌的介绍。她是四川雅安天全人，1972年高中毕业，1974年3月在天全县城关二小担任民办教师。由于钟华昌和我父亲关系较好，父亲就委托他给我介绍一名老家的媳妇。有了他的牵线搭桥，后来，我到天全去看她，在她家吃了一顿面，然后开始通信，这样算是认识了。1981年春节，我俩在成办三所结婚。1984年，我俩一起进藏，她在八宿县小学继续担任民办教师。她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从事语文教学，给孩子们上音乐、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1984年9月，她接管三年级一个班，教语文，任班主任，把这个班教到六年级毕业。班级的27名学生中，考取内地西藏班的就有9名，是昌都地区的第一名。学校后来又招了一个汉族班，安排她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任班主任，13名学生中，被内地西藏班录取了12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推荐担任学校副校长，但是，由于她不是正式教师，未能批准。1984年，她就跟我进藏了，但民办教师的身份一直没解决。我担任教育局副局长时，有过给她转正的机会，可考虑别人更需要这个名额，就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直到2002年她才转正，2009年退休。

我的大妹叫白玛塔措，汉名为杨华秀，还在折巴村生活；二妹和四妹已经去世；三妹其帕（汉名为杨霞）和五妹泽拥都嫁在了四川大邑。

1986年，杨华山与妻子、孩子的合影

1997年，四川省农牧厅原副厅长、援藏干部傅志康听说了我们家的故事，想把我们家人陆续调回四川，但是八宿已经融入了我的记忆和血脉，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了，现在想一想，还是有些感慨：喜怒哀乐皆人生，悲欢离合皆岁月。

我和妻子生育了两个儿子，儿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大儿子在自治区药检管理局工作，中共党员，副县级；大媳妇在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工作。二儿子也是党员，在八宿县益青乡任人大主任；二媳妇在八宿县应急办工作，孙子在拉萨八中读书。今天，我们全家的日子都过得不错。能有今天的幸福美好生活，全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让我们享受到了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现在，我还时常想念八宿的土地还有土地上劳作、栖息的人民……

（口述人：杨华山；访谈人、整理人：萧清 李鸽 杨宏燕；访谈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萧清工作室；访谈时间：2023年8月12日）

高反灵提醒尊贵的消费者:

人在高原圣地,请别乱扔垃圾。高原环境很脆弱,维护起来非常艰难,拾一件废弃物需要付出相比平原百倍的努力,亲身经历过的人都懂。畅游新西藏,守护第三极!爱护高原环境,文明游客从我做起.

高反灵简介

“高反灵”是中国专家团队长驻高原历经十六年（2002-2018）攻关研发、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是由维桢科技集团旗下西藏维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高原反应干预食品，采用多味药食同源的传统中药材配伍相加和协同，通过“环流高醇亚低温精华萃取技术”，充分萃取AMS天然活性成分，针对高原缺氧状态下的机体代谢紊乱，由本及标，实现对高原反应靶向性的精准干预。产品上市前已邀请3000余名体验者进行测试，2018年8月8日产品上市后，先后8次保障纳木措徒步大会、一措再措徒步大会、西藏登山大会和拉萨半程马拉松、2023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年会等大型高原赛事和活动，数万人充分见证，获得全面好评。

点击下图，立即购买！

京东、淘宝官方旗舰店、微信小程序以及

拉萨市内各大药房、特产店和宾馆酒店等

600余家终端均有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