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津区黄鹤大道附近的纯阳观公园、原西藏军区新津78医院旧址，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息息相关，与西藏离退休干部职工也有不少前世今生的情缘。

1950年4月初，因西进尚有匪患、粮食补给不足，18军军直机关和所属各家属区队、随军学校（卫校）等单位陆续进驻纯阳观。次年6月，随着《十七条协议》的签订，18军军直机关全部离开新津，经甘孜、昌都抵达拉萨。18军军直机关和随军单位走后，18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家属和子女等人员留在新津，新津就此成为留守基地。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18军番号撤销，新津留守基地归属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代管，新津留守儿童寄养处人员迁转至大邑县唐场镇西藏军区保育院。

新津，作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重要后方基地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为稳定西藏后方、解决前线将士后顾之忧发挥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美丽丰饶、文化厚重的新津依然成为西藏干部群众退休后颐养天年的首选地之一。与成都市区相比，新津的房价物价较低，物产丰富，居住着西藏各地市特别是昌都市的不少离退休人员及家属。

7月的新津区黄鹤大道纯阳路，一片稻田绿意盎然。在一处农家乐里，笔者见到了昌都市八宿县原邦达寺管委会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剑，由此走进了一段西藏普通道班家庭的故事。西藏人在祖国内地碰面，一般都会畅谈往事，有聊不完的话题。

刘剑的父亲名叫刘玉兴，1933年出生在四川新津。1959年，是改变刘玉兴命运的一年。

进藏前，他作为成都铁路局的一员，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成昆铁路。由于此时的川藏公路少量路段被穷凶极恶的叛匪破坏，导致抢修公路的人员出现缺口。西藏方面请求四川方面予以支援，最终协调到参建成昆铁路的部分人员去抢修川藏公路，刘玉兴就是其中的一员。路抢修好以后，刘玉兴和工友们撤回邛崃，又接到调令：他和所有工友第二次进藏。刚开始说是进去支援3年，可一进去就是一辈子。

在组织的安排下，刘玉兴最后被留在了八宿县白马养护段，直至1989年光荣退休，1993年回到原籍四川省新津县定居。刘玉兴在藏期间，历任川藏公路第77、78道班班长，白马养护段第二工区、第五工区工区长。刘玉兴50多岁时，还出任过白马养护段知青队队长，成天跟一群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一起工作。这群知青是整个昌都公路分局所管辖的各养护段、养护车队等单位的干部职工子女，也是初中、高中毕业待业青年，由于刘玉兴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小青年们都很喜欢这位年过半百的队长。刘玉兴生前，许多当年的知青曾到过成都新津来看望慰问老队长。

“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富农家庭，由于爷爷经营无方，欠了许多外债，只好变卖田地和房产还债，后来背井离乡靠租房、打短工养活家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艰苦生活。在父亲7岁时，爷爷积劳成疾去世了，奶奶只好把3岁的姑姑送给了别人，经人介绍，奶奶改嫁到双流，我父亲则去帮地主放牛来挣口饭吃。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加工作以后，他通过自学和向有文化的同志请教，到后来能组织道班工人一起学习报刊文件，再到临近退休时，还担任了养护段的司务长。”刘剑回忆起父亲，深情地说。

刘玉兴退休准备返回四川那一年，整理物品时，拿出了许多账本。账本基本是他在道班和养护段当司务长期间做的，他对刘剑说：“这些东西还有用吗？”刘剑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说你在移交工作的时候移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些旧账本就没有用了，可以销毁了。”   

刘剑每次回想起父亲在道班当司务长做账时的情景，完全可以用一丝不苟、废寝忘食来形容。由于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所以有时记账会遇到做不平的情况，为了找出哪怕是一毛钱的误差，他都会反复查找问题出在哪里。这种工作态度，影响了刘剑一生。

1959年10月，当时刘玉兴在78道班工作，因为道班要备料（泥土），准备来年铺路时所需，就亲自到然乌区各村去招聘民工。来到雅则村，邂逅了美丽、善良的藏家姑娘四郎值玛。四郎值玛与同村的两个姐妹来到了78道班当民工，一来二去，四郎值玛与刘玉兴互有好感。道班上一个叫谭永康的工人看在眼里，就自愿当起了月老，为这一对青年男女牵线搭桥。1960年春节，两人在简陋的道班房举办婚礼。没有婚宴，没有婚车，没有礼花，有的只是道班全体藏汉工友朴实无华、真心实意的祝福。在上世纪60年代，藏汉成婚还是要一些勇气和胆识的。不久后，四郎值玛也转为了一名正式道班工人。1963年3月，象征着民族团结的爱情结晶，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78道班出生，取名刘剑。随后9年，刘剑有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立了业、成了家，刘玉兴的一辈子就与西藏捆绑在了一起，孩子们也成了“藏二代”。在当时，这样的婚姻结合在西藏也不多，这种家庭的子女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团结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道班工人工作生活极为艰辛。

一般一个道班只有10名工人，养护任务重的道班人数稍多，一般只配备了一顶或两顶单帐篷、一口锅。1960年后，国家投资陆续修建养护工段房和道班房，是干打垒式的土坯墙、铁皮顶。就这样，大家有了简易房屋，睡地铺、睡通铺，蹲在地上吃饭，坐在铺上开会、学习。

“最苦最累的还是上路从事公路养护。一般来说，每个道班的养护里程都是10公里，在没有车辆的年代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道班房都建在养护里程的中间位置。”在道班房出生的刘剑，回忆往事时感慨地说，“当初的公路养护主要靠手工劳动，工具有铁锹、铁铲、十字镐和架子车等，简陋不说，工作效率也低。大家早晨在食堂用完早餐后，工人们有的扛着铁锹和十字镐，有的肩挑铁皮制作的簸箕，带着午餐（主要是糌粑）和铁锅、烧水壶等炊具，有的还得背着小孩一起上工地，一干就是一整天。道班的工作就是养护公路、平整路面，清理公路上的流沙和落石，抢修被泥石流冲毁的公路。”

另外，道班每年还要对所管辖的公路路面进行两次铺设。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泥土。道班工人挖了大量土方后，一板车一板车地拉到路旁备着。道班工人戏称自己是挖泥巴的，这就是“挖泥巴”的由来！

让刘剑记忆深刻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川藏公路没有铺沥青，著名的怒江72拐下面近30公里的路段处于干热地区，只要不下雨，整个路面特别是公路回头弯的路面全是厚厚的一层松软的尘土。大车一碾过，车后就会拖着一条长长的灰色长龙，久久难以散去。当时大家都没有防护意识，看见大车来了，要“吃灰”也不躲闪。因为能看到车来，心里高兴啊，有的司机还是熟人、朋友。后来，不少人都患上了尘肺，这是道班工人的职业病。

道班的工作生活枯燥、单调、无味，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般来说，每个道班都有伙食团，每个养护段的生活车辆会开到道班一次，向工人们集中发放生活物资，包括大米、糌粑、油盐、砖茶，脱水菜、煤油等。

道班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极为贫乏。据《西藏自治区志·公路交通志》记载，中国公路运输工会西藏地区委员会流动电影队，每年到养护段、道班巡回放映，道班工人一年能看上四五场电影。自治区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利用节日组织慰问团，带上医疗队、电影队和业余文工队，到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沿线养护段和道班进行慰问演出。

“放电影、看演出那天，大家会跟过节日一样高兴，把放映员、文艺演员团团围住，招待得好好的，当成了贵宾。大家都是有私心的，希望他们多来几趟。可是他们也有放映规定和演出任务，不可能照顾我们。”刘剑说，“理发师也是两三个月才来一次，此时，很多男同志头发都可以像女同志一样梳辫子。”

大人吃苦，还能忍；孩子跟着吃苦，没有家长会忍心。刘剑3岁那年（1964年），刘玉兴看到儿子长得又干又瘦，心想，还是把娃娃放在内地寄养吧，内地至少还有蔬菜吃，不像在道班上，连脱水菜都不能充分供应。他与妻子一合计，最终把孩子送回成都双流东升镇，放到母亲那里寄养。

在刘剑的记忆里，童年时的父慈母爱是严重缺位的。那个年代，父母为了节约开支，多存点钱好抚养几个孩子，5年才休一次假。1969年底的一天，父母带着两个妹妹和十个月大小的弟弟回到四川。当看见父母时，刘剑已经不认识他们了，怯生生的，也不叫他们。

母亲上前拉着刘剑的手，想抱抱他。他挣脱了母亲的手，快速躲到伯父的背后。伯父告诉他：“这就是你的妈妈啊，这是你的爸爸，快叫……还有，这是你的两个妹妹。”刘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才小声地叫了一声爸爸妈妈。两个妹妹跑过去，拉着刘剑的手，叫他哥哥，他不知道对她俩该说些什么。

这一次，父母休假回来准备将两个妹妹也寄养在奶奶家里，但奶奶年事已高、伯父工作繁忙、伯母身体也差，无法接管三兄妹。父亲又带着孩子们返回新津老家，去投奔亲戚。在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那里，三兄妹终于安顿了下来。可没过一周，就在父母亲即将返回西藏上班的时候，远房亲戚提出要提高三兄妹每月的生活费标准，增加到60元，父亲一听，无法接受，就是夫妻二人每月的全部工资都不够支付啊！

无奈之下，父母为了让三兄妹能上学，不得不又带着孩子们继续投奔其他亲戚，几经辗转，最后孩子们在姨妈家落下脚，这时父母总算放下心来。没住几天，父母就带着弟弟走了。临别时，父母依依不舍地紧紧抓住刘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叫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叫刘剑带好两个妹妹。妹妹们紧紧抱着母亲的腿，不让她走。母亲眼含热泪，也紧紧抱着两个妹妹，说：“你们都要听大人的话，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个好的前程。”刘剑面对父母的离别，已经习以为常了。在两个妹妹的哭声中，父母带着弟弟离开故土，返回西藏上班去了。

1974年底，父母带着弟弟回来休假。这又是阔别5年之后的一次相聚。两个妹妹和刘剑一样，见到父母都没有什么表情，根本不像久别重逢的一家人。不是孩子们忘恩负义，不是孩子们不想自己的亲人，只是这5年没有书信往来，也没有电话可打，只知道每个季度父母要给姨妈寄钱来，而孩子们得不到一分零花钱。

由于住在农村，每年清明节，学校要组织高年级的学生步行5公里到县城边的烈士陵园扫墓。这时候，姨妈也不会给孩子们一分钱，只能带些大米，中午到饭店去换一碗米饭吃。这件事，刘剑从未向父母讲述过。当然，绝大多数同学都是跟刘剑一样的操作，只有极个别的同学才能拿着钱去买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这一年假期到了，父母把两个妹妹带回西藏了。这一时期，八宿县已经有小学了。而刘剑还留在新津，到县城上初中了，被寄养在远房的哥哥那儿。唯一不同的是，父母亲每月给刘剑寄的15元生活费，均由刘剑自己管理。当时物价便宜，上学也不用交任何学杂费、书本费，刘剑过得倒挺滋润。

时值1975年7月，内地学校还时不时地停课闹革命，刘玉兴生怕耽误刘剑的学习，更担心由于学校停课会让儿子染上不良习气，于是就联系上一辆军车，把刘剑捎到西藏。当时，刘玉兴夫妇已调到怒江72拐下面的67道班了。由于当时八宿县还没有初中，就这样，14岁的刘剑成了道班里最小的临时工。这一干就干到了次年的2月底。

1976年3月1日，八宿县小学附设的初一班开学了，刘剑终于又回到学校，同大妹妹刘建兰同班学习至毕业。他们成为八宿县第一届初中毕业生，一共14名学生。

由于八宿县没有高中，刘剑、刘建兰和其他3名考上高中的同学一道，只得去当时还属昌都地区管辖的波密县扎木高中就读。

高中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由于受到母亲的遗传影响，刘剑患上近视。临近高考时，他在地摊上买了一副劣质眼镜戴，结果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而他浑然不知。成绩优异的他在体检时，由于医生的不负责任，任凭他戴着私自购买的劣质眼镜验光，就在体检表上直接写上了结果。最终因视力原因，他的分数尽管上了本科线，还是没被大学录取，而大妹刘建兰则被西藏民族学院预科录取，一年以后被录取到历史系学习。就在刘剑到波密县去给妹妹办入学手续时，从招生办主任那里获悉，当初自治区招生办发电报要求刘剑复查视力，但由于当时他早已回到了道班，电报无法送达，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

当他从招生办主任手中接过电报时，泪水早已布满双眼。主任也很无奈地对刘剑说：“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联系到你，所以，让你错过了复查的机会……”刘剑此时也知道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办理好妹妹的入学手续后，默默离开了。

刘剑回到道班没两天，严厉的父亲不让他闲着，叫他去锻炼“挖泥巴”。这是刘剑第二次“挖泥巴”了。转眼来到了1981年6月。还在道班当临时工的刘剑，在养护段几位大哥的劝说下，借住在养护段一位热心肠大哥那里静心复习，参加了昌都地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考试。考试结束后，又是漫长的等待。到了9月1日，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都陆续收到了通知书，而刘剑一直等到9月10日都没有任何消息。这时的他心灰意冷，又准备继续去“挖泥巴”去了。

9月10日这天清晨，难得一见的喜鹊在道班院子里的推土机上叫个不停。刘剑心想，今天可能有客人上门。大约上午11时，养护段来了一辆车，他赶紧跑出去想看看是谁来了。到了车子面前，看到的是养护段机修组的姚先林大哥，他是来修理推土机的。他看见刘剑时就说：“这儿有你一封信！”

刘剑接过一看，是昌都地区卫校寄来的一封贴了8分钱邮票的平信。他心想，这是谁给自己写的信？不管它，既然是寄给自己的，就拆开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是录取通知书！再看报名时间：9月20日！还好，学校的报名时间没有错过。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又掉下了眼泪。他拿着入学通知书，迫不及待地来到道班上所有工人们家中，把这姗姗来迟的录取通知书传递给他们。好几名藏族阿姨都为刘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这是刘剑此生难以忘却的记忆！他从复习到考上卫校，都没有告诉父母。

这一年的大多数时间，父母一直在请假，带着生病的弟弟到处求医问药。由于前期在昌都未能诊断出病因，弟弟后来转回成都市又去了几家大医院，最后不得不将患骨癌的右腿从髋关节处截肢。这对年幼的弟弟是多么大的打击，他才12岁！

1981年底，父母带着残疾弟弟回到昌都。一打听，得知长子刘剑此时在卫校读书，便托人带口信，叫刘剑到养护总段招待所去见面。刘剑一眼看见曾经活蹦乱跳的少年突然少了一条腿，拄着双拐站在他的面前，他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掉了出来，冲上前去紧紧抱着弟弟。弟弟反过来安慰他：“哥哥不要伤心，不就是少了一条腿吗？”刘剑看到弟弟已经懂事了，也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疾病，稍稍平静了一些。

重新回到校园，刘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暗暗发誓要努力学习医学知识，将来当个好医生。

刘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在后来他所从事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得到了印证。1982年3月，刘剑随着整个班级转到成都市第一工人医院附属卫校学习，于1984年顺利毕业，被分配到边坝县人民医院工作，次年又调到八宿县人民医院工作。

八宿，是父辈的奋斗地，也是自己有过泪有过欢笑的地方。只是这一次重回八宿身份不同了，成了一名医疗专业技术人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八宿县人民医院，仅有20余人，医疗条件较差，清一色的土坯房。医院的汉族医生仅有2名，是夫妻档，一般只能看一些常见病。遇到疑难杂症，患者就只能去昌都市甚至更远的祖国内地了。

1985年12月31日，刘剑同医院一位藏族医生一起下乡，给农牧民子女开展计划免疫工作。正值1986年元旦这天，他俩来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多日多龙牧场，天空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整个山梁上顿时白茫茫的一片，不到一个小时，大雪就已经将马匹陷入雪中，不能行走。天地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前方哪里是深渊、哪里是沟壑、哪里是路。好在有牵马的村民赶上来，帮助二人走出了困境。“如果没有村民带路，我们说不定可能就要把性命搭在那里了。”

1989年，刘剑获得宝贵的进修机会，前往四川泸州医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1991年，又被院领导派往四川省仁寿县人民医院进修一年。他进修的方向是普外科。在进修期间，刘剑遇上了一位好老师。他曾经在西藏部队卫生队服役，转业后又进四川医学院（现在的华西医科大）医疗系学习至大学毕业。这位老师很有西藏情结，当得知医院让他带一名从西藏出来的进修生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后来的工作中，这位老师毫不保留地将他在小儿腹部外科的手术经验传授给刘剑，只要是他的病人要做手术，他都会尽量安排刘剑当助手（因为还有当地的进修生）。到后来，他当刘剑的助手，就这样放手让他去操作。老师的这种大胆放手的行为，让手术室麻醉科主任都有点担心不满，并善意地提醒。每当这时，老师都会说：“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进修，就是来学真本事的。不放手，怎么能学会呢？我心中有数！”这个时候，其他老师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位老师便是仁寿县人民医院原外一科副主任医师夏君维。在夏老师精心培养和手把手地传授下，刘剑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回到八宿县人民医院后，在院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配合下，他立即开展了胆总管探查引流术、胆囊摘除术，确保普外科的手术能在本院完成，让患者足不出县。

1993年，一名来自洛隆县社教工作组成员在乡下出现腹痛，几经辗转，来到八宿县人民医院。此时，患者阑尾已穿孔，造成全腹膜炎。如果不及时动手术，就会有生命危险。而病人的领导担心八宿县人民医院的技术水平，要求把病人转送昌都地区人民医院救治。刘剑对病人做完检查，果断地对带队领导说：“现在病人危在旦夕，现在转昌都最快要6个小时，病情耽误不了这么长时间。请你们还是慎重考虑，就在我们医院做手术。”院领导知道刘剑的水平，就对工作组组长说：“留在我们八宿县动手术，没问题，交给刘医生。”工作组组长思考了一会儿，不再坚持，同意在八宿手术。一个半小时后，手术进展顺利。患者经过一周的治疗，很快康复出院。工作组组长看到刘剑后，就开起玩笑：“真没想到，在八宿还有一位‘刘一刀’，这种病在我们那儿，只能把患者往昌都送了！”

“刘一刀”的绰号不胫而走，在群众中间也留下了良好口碑。还有一回，一位牧民与人发生争执，一言不合就与人动手，最后被人捅破了肝脏，性命垂危。刘剑收治了牧民，发现此时伤者已经失血性休克，昏迷不醒。他推开焦虑的家属，把患者推进手术室，开始施救。最终，从牧民腹腔取出2000多毫升淤血，并对破裂的肝脏进行了缝合手术，让伤者起死回生。康复后，牧民及其家人对刘剑千恩万谢，后来全家去了拉萨，还对刘剑念念不忘，经常打电话问候。

在西藏，医护人员一般都有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被广大农牧民群众尊重、爱戴，绝不是偶然的。进入新世纪，刘剑的职务已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有一回去益青乡工作，被一名笑容可掬的牧民拦住了，问：“刘医生，您还记得我吗？您给我动过手术啊。”刘剑回忆了半天，也想不起来面前的牧民是谁。牧民说：“我7岁那年，尿不出来……是您开的刀，一下就尿出来了！”刘剑恍然大悟，10多年前，的确是给一个患上急性尿潴留的男童开过刀，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孩童已变青年，哪里还认得？

“我们的藏族同胞太淳朴可爱了，我的举手之劳、分内之事，在他们眼里却是天大的恩惠。面对这些可爱的患者，叫人不得不努力，不得不敬畏这份职业。”刘剑动情地说。

  医者，仁心。医德医风建设，始终是刘剑所看重的，特别是在担任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总是告诫医护人员必须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要尊重病人的人格和权利，不分病人的民族、性别、职业、地位、财产状况，一视同仁地对待。

有一回，一名川籍民工的痔疮犯了，十分痛苦，便找到刘剑医治。刘剑根据他的病情特点，为他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经过精心治疗，病人年久多发的混合型痔疮得到了康复。后来，这位民工硬塞个红包给刘剑。刘剑坚决不收，并对这位民工说：“我们西藏的医护人员是不收红包的！你这样做绝对不可以，赶紧拿回去！”病人羞愧难当，收回了红包。

1999年，刘剑获得组织重用，被提拔为县卫生局局长。他一开始是内心抗拒的，但想到是继续为医疗卫生做贡献，就勉强同意了。这期间，不少患者还是要指定他动手术，可他已经没有了行医资质，只能婉拒。

走上行政岗位以后，他又历任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邦达寺管会主任（正县级）等职务，离开了为之奋斗了16年的医务工作，与热爱的手术台渐行渐远。

“要说人生价值，行医的16年是我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虽然在后来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也努力工作，但都没有直接服务人民。”刘剑说，“在八宿，当年最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有两种职业：一是穿大白褂的，二是放映电影的。现在回想，没有从一而终地去行医，多少有些遗憾。”

了解父辈的苦，便能理解基层的难。在县委组织部工作期间，他把许多基层退休干部也纳入看望慰问范围，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温暖。他还发挥专业特长，调拨了很多药品和体检器械，带上医护人员，去看望偏远乡镇的退休干部。许多退休干部激动地说：“这样的待遇，还是第一次享受到！”因工作成绩突出，这一年，他获得昌都地区“先进老干部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5年底，经组织批准，刘剑退休。距他第一次进藏的时间，整整40年。而“藏三代”的儿子，继续留在了昌都工作。

二妹刘建兰毕业后，被分配到昌都地区团委工作，1989年随丈夫一起内调到四川省彭山县医保局工作，2022年从副局长位置上光荣退休。三妹刘依兰1986年毕业于上海农业大学，先后在西藏农牧学院、自治区农科院、西藏气象局等单位工作，2021年从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回到新津定居。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刘剑谈到自己的家庭，用了两个词语：奇迹与遗憾。“父亲在艰苦的环境里自强不息，学习能力很强，就是一个奇迹。此外，他还是一名兼职会计。在漫长的川藏公路上，这样自学成才的工区长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奇迹，发生在弟弟刘依亿身上。“弟弟被高位截肢那一年是12岁，医生断言活不过3年，可到现在已经过了42年。”刘剑伤感地说，“弟弟一辈子都没找到工作，都靠父母的特殊关爱和哥哥姐姐的帮衬，才撑到现在。如今娶了弟媳，还生了孩子，侄子今年都26岁了。这也是一个奇迹。与在藏干部相比，道班工人的工资收入偏低。要养活四个孩子，还要治疗一个重病号，父母的艰辛可想而知，可他们还是熬了过去、挺了过来。”

父亲刘玉兴于2022年5月因喉癌去世，时至今日，像这样的第一代西藏道班人基本落下了人生帷幕。他们的故事，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鲜有人提及。

“母亲于1990年光荣退休，1995年同弟弟一起回新津定居。父母亲一直同弟弟生活在一起。现在弟弟也娶妻生子了。侄子都已26岁了还是跟老母亲生活在一起。今年老人已满89岁高龄，她现在说话时，总是冷不丁从汉语里蹦出几句藏语，也不管别人能否听懂……看来她是思念西藏了。可她在八宿的兄弟姐妹已经全部去世，现在年龄又太大，想回去一趟，已经不太可能的了。”

跟父亲一样，刘剑也经常关心八宿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关心川藏公路的交通状况，关心川藏铁路的建设进度。

采访结束，笔者前往了正在重新装修建设的纯阳观一趟。2024年年底，修葺一新的纯阳观将对外开放。而前去参观的人们，有多少能记得这里曾是许多18军将士及家属的办公留守地？又有多少能了解“老西藏”们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呢？

回成都市区的路上，“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句话反复涌现在笔者脑海，久久难以散去。

高反灵提醒尊贵的消费者:

人在高原圣地,请别乱扔垃圾。高原环境很脆弱,维护起来非常艰难,拾一件废弃物需要付出相比平原百倍的努力,亲身经历过的人都懂。畅游新西藏,守护第三极!爱护高原环境,文明游客从我做起.

高反灵简介

“高反灵”是中国专家团队长驻高原历经十六年（2002-2018）攻关研发、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是由维桢科技集团旗下西藏维桢医药科有限公司出品的高原反应干预食品，采用多味药食同源的传统中药材配伍相加和协同，通过“环流高醇亚低温精华萃取技术”，充分萃取AMS天然活性成分，针对高原缺氧状态下的机体代谢紊乱，由本及标，实现对高原反应靶向性的精准干预。产品上市前已邀请3000余名体验者进行测试，2018年8月8日产品上市后，先后8次保障纳木措徒步大会、一措再措徒步大会、西藏登山大会和拉萨半程马拉松、2023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年会等大型高原赛事和活动，数万人充分见证，获得全面好评。

◆ ◆ ◆◆ ◆

点击下图，立即购买！

京东、淘宝官方旗舰店、微信小程序以及

拉萨市内各大药房、特产店和宾馆酒店等

600余家终端均有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