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西藏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雨初，江西都昌人。1976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分配到西藏，先后在乡、县、地区、自治区工作。1984年起任西藏那曲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92年起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副巡视员，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起任北京出版社社长、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2011年起再度进藏，任北京援藏指挥部副总指挥，创建西藏牦牛博物馆。2014年任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著有《藏北十二年》《最牦牛》《形色藏人》等。

尽管我现在不经常待在西藏，但那里依旧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每年我都会抽时间回去看看。看着西藏各族儿女创造出“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历史奇迹，心中是无限欣慰。让我这个“亚格博”也时常会想起在西藏的日子……

01

嘉黎：马背上的青春

1985年，我在那曲地区文化局工作，当时正在编辑藏北第一本文学杂志《雪莲》。原嘉黎县人民武装部贾宽河科长在回陕西老家休假的路上向我们投寄一份诗稿。后经过我修改成这四句，发表在创刊号上：

离别嘉黎回家里，未到家里想嘉黎。

战士家里在哪里？且把嘉黎当家里。

我是1976年10月分配到嘉黎县工作的，当时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那个时候的嘉黎县政府所在地刚刚从老嘉黎县（今嘉黎镇）搬到达玛沟不久，所谓县城大概也就只有20栋的土坯平房。

航拍镜头下的今日达玛沟 

早些时候的1959年，嘉黎县民主改革后建立了红色政权，当时嘉黎县还属于林芝专区。是后来的自治区副主席宫蒲光的父亲宫玉亮同志担任第一届县委书记，嘉黎县的红色政权才算是有了主心骨。他们一行九人骑着几匹马，赶着几头牦牛驮物资，带着帐篷来的。他们走到哪里宿营，就把帐篷扎下来，然后把一块有字的木牌插在地上，那里就是县委所在地了。

据说，后来他的警卫员当了县公安局局长，报务员当了邮电局局长，会计当了财政局局长。我到嘉黎县没过几年，因为地质考察发现新县城背后的高山上有泥石流的危险，又从达玛沟搬到了当时的阿扎区，即现在的县城。

我在嘉黎县工作的第一年，是在县委办公室做文字工作，基本上就是跟着当时的县委书记次仁加保下乡。人家说我是书记的笔记本。当时，只有从地区到县的一条简易公路，每年还有几个月大雪封山，出行全靠骑马。

县里的干部，很多都有自己的马。每到黄昏，那些马就跑回到主人门口来吃草料。每到这个时候，主人就会给马梳理鬃毛。那时不仅有人的户口、粮本，还有马的户口和粮本呢，让我很是羡慕。书记当然有他的专骑。我是雇马，雇马的费用是每天5角钱。

那一年，我有100多天是在马背上度过的。我跟着书记骑马，走遍了除尼屋区以外的7个区。书记高兴的时候，骑着马跑得飞快，还唱着他儿时的民歌，那是很愉快的经历。书记跟我说：“上山不骑不是马，下山骑马不是人，你一定要爱惜自己的马啊。”但也有太累的时候，书记就调皮地说，不是人就不是人吧。下山时他就反过身来，倒骑着，趴在马屁股上，一摇一晃地下山。

连着骑几天马，磨破了屁股。书记告诉我，有一个秘方，早上醒来的时候，用手指蘸点唾沫涂在伤处，就不会那么痛了。但我的尾椎骨处至今还留有骑马磨破的伤疤。

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了一段时间。次年的一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同志到嘉黎县检查工作。由于县里没有招待所，县委便让我腾出自己的房子，临时接待他。据说，热地书记一进屋便问，这是谁的家。陪同他的县委领导说，是一位进藏不久的大学生。

热地书记便对他们说：“大学生进藏，不了解西藏基层的情况，应该让他们到区上去锻炼锻炼。”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硬性指标，可我还是来到了麦地卡区。后来热地同志知道了，觉得这件事很对不住我。其实我很感谢他，能让我在麦地卡区有这么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

02

麦地卡：马背上的精神圣地

麦地卡区，是嘉黎县海拔最高的居民点。有的说是5400米，有的说是5600米，但可以肯定是在5000米以上。哪怕许多藏族干部到这里也很难适应。

1959年平息叛乱时，这里是一个重要战区，叛匪想凭借这里的高海拔，与有着严重高原反应的解放军对抗。在平叛中，确实有不少战士在这里不幸失去生命。我曾在嘉黎区的烈士陵园拜谒过牺牲的烈士。麦地卡距离嘉黎县城要骑5天马，或者坐一天汽车再骑半天马，算是距县城较远的一个区。去往麦地卡的路上，有一座横跨麦地藏布的铁木桥。桥头有几间道班的土坯屋子。来往的人们大都在这里等候，搭车。一头通往地区，一头通往县城。哪怕到了现在，有些地县之间可能还是没有公共交通班车，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人们旅行只能四下打听车辆去向，然后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搭车。

我曾经多次在这里宿营。有一次我在这里等了整整三天，还是没能搭上一辆车。道班的主人是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工人。他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便以道班工人的身份来帮我拦车，但道班工人的身份是拦不住。大胡子气得直用石块砸汽车，对着向他扬起尘土的汽车司机大吼：“亚古没都（不好）！”我那时真的很想当官，想着要是能当到一个副县级干部，也会有辆吉普车来接我。虽然我后来当上的官确实要比那时想象得更大。我是在1977年的冬天被派到麦地卡区委当文书的。我知道区上没地方可以理发，就在县里刮了一个大光头，戴上一顶狐狸皮帽，裹着一件皮大衣。出发时，我搭乘县车队的大卡车，在车顶上坐了大半天，然后在那个道班下车，请大胡子的道班工人给附近的公社捎上一个口信。让他们派一匹马来。

来送马的是一个牧民，他说：“公社就不派人送你了。这是公社的马，你骑到麦地卡，就把它放了，它自己会回来。”

我呆呆地愣在原地。临了，那个牧民还留下一句让我挺寒心的话：“麦地卡的草再好，这马也不会贪恋那地方。”

我的内心闪过阵阵委屈。我们一同进藏的同学中可能很少有像我这样独自“走马上任”的。那天恰逢一场暴风雪。我骑着马穿行在不知厚度的雪地上，感觉越走便距离自己过去熟悉的生活越远，越不知道风雪后面是怎样一个世界。独自策马走在风雪草原上，不仅孤独一时袭来，而且就连寒风也毫不客气地抽打着我和那匹老马。更可怕的是，通往麦地卡的道路被积雪掩盖。肆虐的风雪几乎让我迷失了方向，还能不时地听到草原狼的嚎叫。一种深深的恐惧笼罩在我的心头。

我知道如果今天迷了路，那必定会冻死在草原上。于是，我只能使劲打马，尽量行走在地势高的地方，使自己的视野宽阔一些。在无助绝望和漫漫黑夜一同袭来的时候，我发现了隐伏处的灯光！麦地卡，它并没有拒绝我。但它的寒冷使我的手脚冻得麻木了，直到第二天也没能消除。小杨，一个从河南农村招来的小青年，在这里干了近两年时间，熬尽了漫长的寂寞，看到我来接替他，显得十分兴奋，因为他可以调回县城了。在我到达的第二天，他便急不可耐地骑着我来时的那匹马走了。

从此，在麦地卡周围1000多平方公里的高原草地，就只有我一个汉人。

一切都要靠自己。小杨走后，打水便成了我最重要的事。小杨只告诉我打水的方向和地点。我担着两只铁皮桶走过去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水井或河流，只是一大片冰川而已。

几把铁锹铁镐被随意丢在地上。我费很大的力气才凿出几个冰块，再装满两只铁桶担回去。每走一步都是沉重的，5000多米的海拔意味着什么，我想不言而喻。短短两三百米的路，我居然气喘吁吁地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这个人没有语言天赋。在区上工作的日子，藏族干部或多或少地懂些国语，我们之间相互关照。虽然我也在努力地学习藏语，但毕竟独处的时间更多。陪伴我时间最多的是区上那台电唱机兼收音机。这是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中央代表团的赠礼。除参加过1959年叛乱的乡以外，每个乡都有一台。不过，我们区的那台收音机已经磨损得相当厉害，加之这里信号太弱，几乎没法用。

我想了很多办法，反反复复地倒腾它，用一根铁丝把它的天线接到牛粪火炉的铁皮烟囱管上，终于使它能够发出微弱的声音了。正是透过这台充满杂音的收音机，我在麦地卡遥遥地感受着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感到其中的词汇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听到要求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物质生活的呼声，听到批判我们曾经以为很革命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很想从中努力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走向，但仅从收音机里知道的信息真是太有限了。

麦地卡区的报纸，我们称它为“抱纸”。通常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由区上到县里办事的人员捎来。那些迟到的报纸也往往是被用作生牛粪火的引火料，但对我却是最要紧的东西了。所有的报纸我都要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尽管那时候的新闻还是那么程式化。

从地区到县城之间有一座雪山的阻隔。遇到大雪封山，往往几个月都不能通邮。有一次，我一下子收到了50多封信。区里的通讯员说，我一个人的信比全区的信还要多。

我们区的财政助理每月都要到县城一次，与县财政局结算账目，并领回我们区干部的工资。我委托他从我的工资中拿出50元——这几乎是半个月的工资，到县新华书店（其实就是一间平房）给我买书。至于买什么书，我说不清，说清了他也听不明白，便给书店的同志写了一张便条，凡是社科类和文学类的书都可以。

于是，区财政助理便在他的马背上给我驮回了一纸箱书——有政治宣传的，有“文革”期间出的小说。让我最兴奋的，一是“文革”后最早出版的《李白诗选》，一是老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我在微弱的蜡烛光底下，读着老先生们的著作，感觉很是幸福。

有一天，我捧着的书突然出现了鲜红的血滴，开始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鼻血，等我抓起枕巾想极力止血时，那鼻血竟把一条枕巾都湿透了。

后来我找到区里唯一的卫生员——当时叫赤脚医生。她给了我一些药，并告诉我不要太紧张，流鼻血实际上也是一种高原反应。尽管我已经知道原因，但多次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鼻血滴流不止，着实把我吓坏了。后来的记忆力衰退，可能与此有关。

03

牧区：马背上的文书

县里每年冬天要开三级干部会。我们麦地卡区的一行人去参加会议，要骑五天马。我们区委书记桑美对我非常好，平时很照顾我，但他的性格比较暴躁。当我们骑马到第四天，很快就要到达阿扎区的一个村，那是我们预计的宿营地，已经遥遥在望了。天色已晚，我心想赶快到达那里就可以休息了。

桑美书记却突然命令：“下马，休息！”

我就嘀咕着：“不是很快就要到了吗？那儿休息不更好？”

桑美书记很不高兴，对我吼了起来：“你这个汉族大学生，怎么这么啰嗦！这里有草！”

我一时还没明白过来“这里有草”是什么意思。心想，怎么那么凶啊？听到书记的命令，大家赶快下马，卸鞍子，把马放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有草，原来他是心疼马呢。赶在太阳下山前，在这片好草地上让马吃点儿草哇。

在区委当文书，每个月的全部工作，就是开两次碰头会，根据两次碰头会的情况整理两期工作简报上报县委，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西藏当时的体制是，县以下设区（相当于祖国内地的乡），区以下设乡（相当于祖国内地的大队），乡以下设生产队。麦地卡区一共有四个乡，乡干部都不是国家编制内的，就是说他们不拿国家工资，而是挣工分，但区里每月会给少量的津贴。每过半个月，乡干部就到区里集中一次，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简报依然是老一套的三段式：政治学习、牧业生产、阶级斗争。

开会的时候，我很狼狈，因为不懂藏话，就由桑美书记给翻译。如果不翻译，他们骂我，我也是不知道的。但那些乡干部都对我非常好，并不会骂我。想想这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我这唯一的汉人，至少会有一点新鲜感吧。而且，有了我这么一个汉人，会议开起来似乎也要更为严肃认真一些。

来区上开会的那些半脱产的乡干部们特别愿意住在我的屋里——县里没有招待所，区里就更甭提了。他们在我屋里的空地上铺开自己的马被套，在我的炉子上烧茶，在我的锅里煮肉。我的生活其实跟牧民没有什么区别了。乡干部们用他们懂得极少的汉语词汇，而我则用懂得极少的藏语词汇，别有一番趣味地交谈着。男人们的话题当然会说到女人，但像我们这样的语言水平不可能谈到更为隐晦的内容。我只能听懂乡干部们说他们乡有一位美女，“宗译”——即文书愿意的话可以把她娶过来。我也欣然地凑趣道：“可以。”乡干部却补充说：“但那是一个牧主的女儿。”最后引得大家哄然一笑。牧民之间是很重视馈赠的。可惜我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赠。乡干部们来，总是给我带条羊腿什么的。我就把自己家乡景德镇的瓷碗送给他们，到最后，我只能买几个塑料碗用。他们最喜欢的还是我从县城里带来的辣椒面，吃牛羊肉蘸着它很有味道，而我也总是用信封一个个地装好，分赠给他们。

平日里，也常有牧民来找我帮忙。因为这个区也有一些牧民的孩子在拉萨或者是在祖国内地上学、当兵、工作，难免会有书信往来。但因邮政方面工作的需要，信封上最好是写两种文字。他们便找到我，让我在他们的信封上写汉文地址。我十分乐意做这些事情，虽然写信封实在用不着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但我在此时感到自己并不多余，还是能够为牧民做一些事。重要的是，可以从牧民的目光中感受到一种民族间平和的友谊。

每个月我还要随着区委书记到一两个乡转转。草原上风大且晚上寒冷，我住在牧民黑色的牦牛毛帐篷里，紧挨着中间那个泥土砌成的大火塘才能感到不那么冷。早晨钻出马被套时，藏族阿妈或大嫂就把第一碗酥油茶递到手上。晚上入睡前，她们又会让你喝上一碗自制的酸奶，说是会睡得更好。

在措那乡，有一位牧民为了款待我这个汉族客人，还将他家保存了不知多久的大米拿出来。他家里没有高压锅，米饭没办法做熟。为了取得一定的

压力，他想方设法地用一把高腰细嘴的酥油茶壶来煮米饭，虽然比一般的平锅略好，但那米饭仍只有五成熟。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半熟的夹生饭其实更难下咽。

我被这位牧民的热情所感动。此后到其他牧民家，一旦发现他们有做米饭款待我的意图，我便赶紧声明：我是一个老牧民啦，已经“吃不惯”米饭了。

1977年，吴雨初与麦地卡牧民的合影。吴雨初供图

麦地卡的夏天很美。没事的时候，我会拿着一本书，跑到麦地藏布边的草滩上，一躺就是大半天。那里地阔天低，草原伸展到天际线。形态各异的云朵，像是固体物浮悬在半空中，远处牧童的歌声传来，让人真有一种身临童话世界的感觉。这个世界很大很大，却又很小很小。

那年冬天闹雪灾，我们麦地卡区的灾情相当严重。区机关的生活燃料供应原先是附近牧民送来，我们付款，这也算是牧民的一项收入。但雪灾一来，牧民自己的燃料都成问题，就难以保证给机关送来牛粪或者羊粪等燃料了。我们机关干部就只好到草场上铲开积雪，挖一些草皮来烧。雪灾中，我们到一些灾情严重的牧村去，看到一群群倒毙的牲畜，心里很不是滋味。听着受灾牧民的哭诉，也忍不住阵阵悲伤。

1978年的一天，我接到《西藏文艺》秦文玉给我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参加一个文艺创作座谈会。我从县里骑了5天马到麦地卡区，再从麦地卡区骑了4天马到那曲，然后坐了1天车到拉萨。我赶到拉萨时，会议已经结束了。骑9天马，真是一件痛苦的事。很多年之后，我跟人家约谈、跟朋友约会，打电话时，最忌讳别人说“马上”。——“什么‘马上’？‘马上’还是‘车上’？要是车上就说到哪儿了，要是‘马上’我就不等了”。——骑在马上从藏北过来，那还不知道啥时候呢！这可能是当年骑马落下的毛病吧。

临行的路上，我穿着一身藏皮袍，带着一个牵马人——他于1959年参加过叛乱。在路上，一开始我相当警惕，在那空旷无垠的草原，真怕他加害于我，所以总让他骑马走在前头。两天后，我发现他还是很老实的。路上借宿，都是我用半通不通的藏话先向当地的老百姓说，那位“叛匪”再帮忙解释。然后，他就去忙着卸行囊、放马。就这样，我们两个牧民模样打扮的人经过长途奔波后进入了那曲镇——那可是藏北40万平方公里地区最大的城镇了。

有趣的是，我到那曲镇后，打算到地区歌舞团找那里的作曲家，也是我在江西师大的同学黄绵瑾家去借宿。可我敲错了一家的门（后来我认识他是一个藏族舞蹈演员）。他打开门，看见两位陌生的牧民打扮的人牵着两匹喘着粗气的马，轰然又把门摔上，甩出一句汉话：“老牧民！”

我被拒绝了，是因为我像个牧民。虽然同样都是藏族，他们拿着国家工资，就自视高于牧民一等。但如果我真是一个牧民，而且又听懂了他的话，心里该作何感想？

后来我调到那曲地区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那些麦地卡“老乡”到那曲还会来找他们曾经的文书。有一次，他们赶着一大群驮牛到那曲来驮运粮食。几个牧民在我家借宿，把他们赶来的四五十头驮牛全拴在我们文教局的院子里。第二天早上，他们走后，给满院子留下一堆堆牛粪，在灿烂的阳光下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局的藏汉族干部便七嘴八舌地指责我：“你这个老牧民！”

四十多年后，我和曾经在嘉黎县工作过的嘉措、闫兵回到了嘉黎县。这里的道路已经四通八达，每个村都通了公路，每个乡都铺了油路。我们麦地卡乡也是黑色的油路，我曾经骑大半天马才能到达麦地卡的路程，如今只需20分钟车程就能到达了。

嘉黎，已经驶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了。

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位曾经在藏北工作的藏族老同志在回忆往事时对我说：“你们那时候真是太艰苦了，现在变化多大啊！但如果今天不是这么好，你们当年的苦不是白吃了吗？”

麦地卡乡航拍

艰苦的岁月，变成了美好的回忆。想起嘉黎，就会想起前面那首顺口溜：且把嘉黎当家里……

（本文选自吴雨初撰写的《西藏岁月》《马背上的嘉黎》，编辑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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