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了青春献终身

受 访 人：李全贵

采 访 人：罗梅歌

采访时间：2025年8月30日

采访地点：线上采访

编者按：在西藏昌都的广袤土地上，有一位将毕生心血奉献给这片雪域高原的山西汉子：李全贵。

1967年，年仅20岁的他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奔赴昌都，从此扎根边疆，将青春与热血洒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从边坝县的艰苦岁月到地区卫生局的领导岗位，他亲历了昌都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56载春秋，他将一个外乡人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PART.01艰苦磨砺：边坝县的峥嵘岁月

我是1967年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到昌都工作的。那年我刚好20岁，怀揣着建设边疆的梦想，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刚到昌都，组织首先安排我们在解放军连队锻炼，通过劳动改造思想，适应高原环境。当时的昌都很小，只有几条街道，人口也不多，与内地繁华的城市相比差距很大。部队锻炼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最艰苦的边坝县，从1970年一直到1982年，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那里的农牧民群众。我的老伴原本在西藏民族学院医院工作，1970年也调到西藏，和我一起在边坝县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

那时边坝县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在部队时供应还好些，到了县上以后，经常没有青菜，也没有肉类，有时候只能买点儿酱油粉、蛋黄粉，或者自己种点儿白菜聊以度日。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生活十分艰苦，道路更是恶劣。我们三年才能休假一次，而且还不能按时休。进出藏的交通工具，都是坐解放牌大卡车，坐在货箱里，要颠簸好几天。那时候县里没有什么小汽车，直到1976年，一个县才配有一辆解放牌汽车，那都是领导干部开会才能坐的，我们普通干部下乡全靠骑马或者步行。

航拍边坝县城

我至今记得在人民公社工作时，每年都要到生产队进行收益分配。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完成收益分配，老百姓才能分到东西吃。有时候雪很大，交通不便，骑马都很困难，到牧区还要让老百姓骑牦牛先蹚出一条路来。我们带着供销社、信用社的同志，一天就要跑一个生产队，差不多一直在马背上工作。一个区有二三十个生产队，工作强度非常大，经常连续几个月不能回家。

那时社会治安情况也很复杂，我们下乡都要配备枪支弹药，一个人配一支长枪、一支短枪，随时都要提高警惕，防备突如其来的生命威胁。我们始终相信，只要以真心对待群众，就一定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

我们这一代人笃信毛主席思想，只要是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就不怕苦、不怕累，老老实实地去完成。和群众一起喝酥油茶、吃糌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地能打成一片。渐渐地，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开始转变了，从最初的戒备到后来的接纳，再到最后的信任，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让我感受到了做群众工作的真谛。

PART.02治病救人：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1982年，我原本申请调回内地与家人团聚，但昌都地区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留下来，继续为昌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留下来，被分配到地区人民医院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在医疗卫生战线的新征程。我在人民医院努力工作，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后来被提拔为副院长，再后来调到地区卫生局担任副局长。虽然是副局长，但享受正县级待遇，还担任调研员，负责全地区的医疗卫生管理工作。

昌都医疗卫生事业最大的突破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刚开始时，基层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很多群众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后来有了援藏医疗队，不仅援助县里，也援助地区。地区医院有省医院的、华西医院的、中医附院的专家来援藏，还有北京、天津的援助，当地医疗力量就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了。我记得第一批援藏医疗队来的时候，我们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还带来了宝贵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作为上级主管部门，自治区卫生厅在经费和政策上也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

从基层到地区一级，随着人员增加、机构扩大，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可以说是取得突破性改善、飞跃式发展。现在发展更快了，基层一方面依靠医疗队，另一方面依靠当地的藏医，以“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发展。在地区一级，医疗体系得到建立健全，一般的手术都能自己做，不需要到内地去了，除非有些重大的疾病才送到内地救治。想想过去群众要治病得骑马几天到县里，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重庆援藏医生为昌都群众义诊

现在还有医疗队不定期援藏，帮助做心脏手术筛查、白内障手术等，确实是今非昔比了。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党的政策。国家不仅派人来援藏，还给资金支持。因为西藏不仅要发展医疗卫生，还要保持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

我常常对年轻医生说，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还要做民族团结的使者，让各族群众都能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由于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我还被评为地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PART.03深入基层：疫情防控的排头兵

在卫生局工作期间，我经常下乡巡诊。昌都经常有疫情发生，比如鼠疫、布鲁氏杆菌病等。一旦有疫情，我们就要带着工作组下乡去安排部署防控工作，与群众一起应对疫情。作为地区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因为这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健康安全。每次疫情发生时，我们总是第一时间组织医疗队赶赴现场，争分夺秒地开展防控工作。

疫情发生时，我们总是第一时间赶到一线，深入到老百姓家里。记得20世纪70年代下乡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同吃同住。我们带的东西他们吃，他们的东西我们也吃，很快就适应了藏族的生活习惯。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方式，不仅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疫情情况，也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很多群众从一开始的抗拒检查，到后来的主动配合，这个过程让我们深感欣慰。

最大的疫情是布鲁氏杆菌病。每次有疫情，我们都要下去防止疫情扩散。在我之前，地区卫生局就有人因为疫情没有控制好而受到党纪处分。所以我们下去后格外小心，力求把疫情控制住。记得有一次，某个村庄暴发疫情，我们立即组织医疗队前往，在村口设立检查站，对进出人员进行严格检查。同时，我们深入每家每户，进行消毒和宣教工作，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

因为对基层情况和援藏情况比较了解，我还写了一篇《西藏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意见》的文章，后来在《中国卫生经济》上刊登了。这是我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文章结合昌都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比如加强基层医疗队伍建设、完善疫情监测网络、增强农牧民健康意识等。这些建议，后来大多被采纳实施。

在疫情防控中，也有同事不幸感染。因为接触病菌太多，即使再注意也难免感染。感染后只能回来住院治疗，这也算是因公负伤了。我记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即使明知有危险，也没有一个同事退缩，大家都坚守在防疫一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老西藏精神的最好体现。

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经费也不多，基层缺医少药是常态。有限的资金分发下去，够不够都只能这样，有疫情时再抽调其他资金去防控。我们常常要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有时候为了争取更多经费，我要多次向领导汇报，甚至到自治区相关部门去争取支持。

当年，一些群众的卫生意识较为薄弱，为了逐渐扭转这种状况，我们编写了藏汉双语的卫生宣传材料，组织医疗队下乡开展健康讲座，还培养了一批当地的卫生宣传员。这个过程虽然较为缓慢，但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西藏富裕了，群众的生活面貌改变，讲卫生了，疾病也少多了。每次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到农牧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内心就充满欣慰和自豪。这些变化，凝聚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血和汗水，也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PART.04结语：献了青春献终身的无悔人生

回顾在西藏的这些年，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生是献了青春献终身。我的老伴也在西藏工作到退休，我们夫妻俩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这片雪域高原。2005年我退休后，和老伴在成都安度晚年。

西藏在中央的关心下，资金投入更多了，建设推进更快了，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展植树造林后，地区所在地和各县原来只长些柳树的地方，现在都绿树成荫，环境面貌大大改善。每次回到昌都，我都要到处走走看看，感受这里的新变化。宽阔的马路、崭新的医院、现代化的学校……这些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最重要的是，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脸上的笑容多了，这是最让我们欣慰的。

在西藏工作，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他们排忧解难，要把西藏当作自己的家乡一样对待。这些年来，我始终牢记这一点儿，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也许正是这种真诚的态度，让我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现在条件这么好，要尽量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仍然关心着西藏的发展，经常为年轻干部提供建议和帮助。

对于现在年轻的援藏干部和医生，我建议大家不仅只要待在城市，还要真正深入到农村牧区，到群众中去体验，这样才能更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虽然不可能天天都在基层，但至少要去接触了解，才能知道大体情况。只有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才能提供他们最需要的服务。西藏的群众淳朴善良，只要你真心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把你当亲人一样对待。

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把青春和终身都奉献给了西藏。回想起来，只觉得这一辈子很值得，为西藏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虽然经历过艰苦、遇到过危险，但看到今天西藏的发展成就，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心愿和期盼。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我的心永远和西藏连在一起，因为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奉献了一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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