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走向西藏一生没有离开讲台

我生于1956年。1976年，临近师范毕业，国家正组织上海教师赴藏支援边疆教育。当时所有人都清楚，这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牵挂、专门安排部署的工作。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全国六个省市采取两年轮换的方式，分批输送师资进藏支教。1974至1976年是第一批援藏教师，我们作为第二批，在1976年奔赴拉萨，任期至1978年。待我们交接完毕，第三批援藏队伍接续顶上。那时西藏教育条件十分落后，不少偏远地区还在实行马背教学，师资缺口巨大。我们这一届年轻人听闻边疆急需教员，人人心向往之，都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雪域高原尽一份力。当年上海五所师范院校一共只有十个援藏名额，我们学校分到两个，两百多名毕业生争相报名。选拔标准十分严苛，不仅要看综合素养，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尤其高。那时候我的体质很好，体检心率每分钟五十六次，沉稳有力，医生评价有着一级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顺利通过了层层筛选。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父母一向疼惜。父亲听说我决意进藏，彻夜难眠。他跟母亲说起自己的怪梦：川藏山路异常险峻，行车一路上险象环生，我还趴在车窗向外张望，他在梦里拼命把我拉回来。为此，他百般阻拦，怎么也舍不得我远赴高原吃苦。母亲却格外开明通透，她深知我的性子执拗，一旦下定决心，旁人很难改变。她劝慰父亲，年轻人就该到艰苦的地方磨砺筋骨；师范苦读习得一身本领，国家哪里需要，就该去往哪里。学校专门召开援藏动员大会，邀请家长上台发言。母亲没有提前草拟稿子，站在台上句句发自真心，真挚的发言赢得全场掌声，也打消了我心里最后的顾虑。

1976年6月29日，我们从上海出发。先搭乘三天三夜的火车抵达柳园，再换乘长途汽车跋涉十二天，整整半个月，直到7月14日方才抵达拉萨。柳园常年干旱少雨，当地人说几十年都难遇上一场像样的雨，可我们抵达的第二天，偏偏天降大雨。当地哈萨克族一位老大爷带着全村人赶来，把我们视作降下甘霖的贵人，热情邀请我们参加婚礼，带我们见识哈萨克毡房、抢羊羔皮等当地风俗，异域的风土人情，让我记忆犹新。当我们的车队行至格尔木，全体停下做高原体检。医生反复叮嘱，高原最忌讳感冒，一旦引发肺水肿，极易危及生命。每个人都领到氧气袋，准备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那里山路湿滑险峻，气候变幻无常。上路之前，我悄悄嘱咐司机，过山口的时候一定要提醒我。一路上，我领着同车的同伴放声唱歌排解烦闷，几首歌唱完，司机才笑着告诉我们，山口早就已经过去了。其他车上不少人高原反应剧烈，头疼呕吐，唯独我们一车人凭着一股子精气神，全程没有人倒下。两年之后返程经过唐古拉山口，我们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特意在此合影留念，这一幕，成了那段岁月里最难忘的印记。

那个年代的西藏物资极度匮乏。每到冬季大雪封山，各县之间的道路全部冻住，外界物资无法运入，所有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半年囤积。有时候货车运来一批鞋带，整条街上大大小小的商铺全都摆在门口售卖；玻璃杯子这类易碎品，价格贵得出奇。平日里餐桌上翻来覆去只有地窖存放的卷心菜、大白菜、萝卜老三样，牛羊肉难得吃上一回，长年累月吃着酸菜，嘴里总觉得清苦寡淡。

两年的高原生活，终究在身上落下了病根。时至今日，只要稍微活动就容易气喘，心脏时常早搏，胸闷更是家常便饭。前些年重回拉萨，眼前的变化几乎让人不敢相认：往日光秃秃的山坡全都种上了林木，气候也温润了许多，常常夜里降雨，白天依旧云朗天晴。全国各地援建的公交车、沿街餐馆随处可见，天南地北的风味小吃遍布街巷，亲眼见到雪域日新月异，心底由衷地高兴。

那些让我记一辈子的孩子

当年我进入交通学校。到校上课的第二天，班里一名男生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总坐在最后一排，上课自顾玩耍。我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直言与我约法三章：你不管我，我就不捣乱；谁要是管束我，我便故意闹事。我追问缘由，他坦然说，自己是全校有名的皮大王，学习、纪律、劳动、品行样样落后，早就被贴上了“无可救药”的标签。这件事让我深受触动：一名教师，怎么可以轻易放弃任何一名学生。陈鹤琴的《爱的教育》、陶行知先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浮现在脑海，我暗暗琢磨该如何引导他。

课后我把他请到办公室，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推心置腹地跟他交谈。我说，我从上海到西藏横跨半个中国，坐半个月的车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看管学生，而是真心想和他交朋友。我和他定下约定，给他一周的时间，倘若他觉得我不配做朋友，往后我绝不干涉他的行为。之后我细心观察，发现他的长处：父亲是木匠，他跟着练就了一手好手艺，亲手打造的五斗橱做工精致，雕花格外好看。当时学校连一间图书室都没有，我便托付他打造一个简易书橱。他只用两天半就完工，样式工整美观。我把书橱钥匙全权交给他，让他管理全班的图书，还让他带着往日一起调皮的同学遵守纪律。身负这份责任之后，他第一次主动动笔写作业，遇到不会的就请教同学，坚持每天按时上交。闲暇之时，我故作闲谈帮他看手相，告诉他头脑十分聪慧，只是心思没有放在读书上，肯踏实用功，将来甚至有机会读到博士。少年眼里一下子充满光亮，一点点鼓励，慢慢收住了他散漫的心性。期末考评，他顺利获评三好学生。

1978年我即将离开西藏返回上海，他跑遍拉萨好几家新华书店，买下店里最贵最厚的长篇小说《剑河浪》，还送上亲手绣制的绿色枕巾，上面绣着：赠给我亲爱的沈老师。他说，要把自己最好的心意送给老师。几十年过去了，那本定价3.95元的小说、枕巾上歪歪扭扭的字迹依旧清晰可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南京领取论文二等奖，偶遇拉萨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才得知这名学生后来考取博士，常年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无论跟谁谈起，他总说，我是他人生路上第一个引路人。

我班里还有两个小姑娘赵秋霞、董文莎，心疼我们老师伙食太差，每到午休，就悄悄把自家暖棚种的黄瓜、小番茄放在宿舍门口，转身就跑。我好几次故意装作熟睡，看清了她们蹑手蹑脚的模样，这一桩小事，我记了几十年。班上还有一个胆子很小的女孩，上课时忍不住吐在了座位旁边，引得周围男生起哄看热闹。我没有批评她，默默拿过拖把扫帚清理干净，轻声安慰一句没事，照常继续上课。几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她特意打来电话提起这件往事，她说记了一辈子。其实在我看来，这只是教师分内的小事。低年级的孩子难免失态，收拾打扫本就是平常事，没想到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温柔，能够在孩子心里留存半生。

学生庞荣高的父母是从辽宁来藏修路的支边人员，1977年转入我的班级，后来随家人调回辽宁，如今已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年拉萨用水紧张，洗衣洗澡都很困难，我常年穿黑色的衬衫，不容易显脏，可以少洗几次。那时候我坚持走土路徒步上门家访，一路尘土飞扬。一次家访闲谈，他的母亲好奇我为何总穿黑衣服，我如实解释其中缘由，引得一家人开怀大笑。每一次家访，我从来不向家长告状，只是一同分析孩子的情况，商量引导的办法。我离开之后，第三批援藏的陈希乐老师继续教他，同样坚持逐户家访、尽心施教，当地的群众和学生，打心底敬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老师们。

图22019年，昔日学生庞荣高到沈阳的机场迎接沈老师

岁月流转，当年的孩子们长大成人，远隔千里却总想方设法专程来看我。甘肃的魏榕，当年觉得我干净爽朗、精神十足，一直把我当成榜样，后来她也走上教育岗位做了培训老师，她说我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的一生。重庆党校的陈昌国，当初有去北京、上海两处进修的机会，他毫不犹豫选择上海，只为和我见一面。在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相隔四十多年他远远就认出了我，师生紧紧相拥，万般感慨尽在不言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上海举办亚运会的时候，时任西藏电视台记者的于东明，为了找到我，挨个走访代表团驻地、教练员和志愿者，多方打听，好不容易寻到我的踪迹。第二天，他专程来到学校拜见，献上洁白的哈达，相拥而泣。不少当年的学子后来走上公职岗位，有的还担任了省部级领导，行事清正踏实。他们都说，当年我教导他们凡事多考量家国，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做人做事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这句话始终约束着他们的言行。

刻在心里的温情

两年在西藏教书，我常常感慨：与其说是我们上海青年奔赴边疆奉献自我，不如说是淳朴的藏汉师生抚平了我初入社会的迷茫，净化了我的初心。年轻的时候不怕吃苦受累，唯独身在异乡难免孤独，正是西藏师生朴素热忱的善意，温暖了整整两年高原岁月，这份情谊，一辈子烙印在心间。当地藏族家长生活简朴，家境并不宽裕，待人却格外慷慨大度。我每次家访，无论相识与否，只要走进牧民的帐篷、藏族同胞的院落，主人都会立刻起身，捧上热腾腾的酥油茶，待人赤诚实在，没有半点虚情假意。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风干肉、酥油饼、珍藏多年的青稞酒都是家中至宝，只要赶上饭点，乡亲们总会尽数拿出来招待我。看我吃得尽兴，主人就满心欢喜，不停地劝我多用一些。两年时间走遍村寨，家家户户皆是这般真心相待，从来没有半点敷衍。刚到西藏，我很不习惯酥油茶独特的口感。但我明白，这是当地人招待贵客最高的礼节，当地讲究三口一杯的规矩，不能辜负人家的心意。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慢慢适应，后来每次家访，都能坦然喝下酥油茶，接住乡亲们的好意。还有一件往事始终搁在心上。当年拉萨医疗条件简陋，运输队的一名司机突发急症急需输血。半夜听闻消息，我裹上军大衣，悄悄离开寝室顶着高原寒风跑去献血点。工作人员考虑到我在高原支教，身体本就亏损，坚决不让我献血，再三把我劝了回去。我心里过意不去，平日里处处受乡亲们照料，不愿平白接受恩惠，便悄悄留下十元钱，附上一张匿名字条：藏族同胞待我如同亲人，时常承蒙接济，喝乡亲的稀饭、吃乡亲的鸡蛋，不能白白受惠。一点心意，不留姓名，聊表谢意。

甘愿做一缕微光，尽量温暖

旁人从西藏回到上海之后，我始终牵挂着相伴两年的孩子们，始终放不下这份刻在心底里的西藏情节，总想着能为西部教育再出点力。随着年岁增长，高原留下的旧疾时常发作，肠胃难以适应高原饮食，体力也大不如从前，已经不能经常进藏。但我还是尽自己所能以各种方式为西部教育奉献绵薄。退休后我曾两次跟着上海“为了花朵的微笑”公益组织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帮扶支教。我们从不搞特殊待遇，自带睡袋住在学校，一切从简，实实在在出钱出力：为乡村教师做培训、修缮食堂、搭建图书室、添置计算机教室，尽力补齐乡村教育的短板。甘南藏族自治州很多偏远学校缺少美育课程，孩子们从来没有画笔和颜料。每次前去，我们都会带上崭新的颜料和空白T恤，手把手带着孩子们画画。高原孩子的心地澄澈干净，笔下从来没有阴郁的色调，永远是蓝天、白云、红墙的藏房、遍野的花草，色彩鲜亮明媚，每一幅画，都藏着最纯真的童心。

图12019年，沈国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车巴沟尼巴小学参加公益活动

我一辈子认准一个道理：普通人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的功业，守住善良纯粹的本心就足够。甘愿做一缕微光，尽力照亮旁人、温暖旁人。无数普通人守住初心，人心向善，社会自然安定，国家也会越来越好。

半生从教回望，毕生珍藏难忘的援藏岁月。1978年援藏任务结束，我从拉萨回到上海。按照当时的政策，援藏师范生回沪重新分配工作单位。那时候教师待遇微薄，社会地位也不高，可我没有丝毫动摇。两年的高原执教经历，早已让我眷恋讲台、热爱教书，认定这是最踏实、最有意义的事业，名利得失都不足挂齿。上海市教育局将我分配到上海一师附小，此后近四十年，我一辈子扎根基础教育一线。后来走上校长的管理岗位，也始终不肯脱离课堂，坚持亲自带主科、带毕业班，从来没有放下教书育人的本分。

从教近四十年，我经常受邀到各个学校和青年教师交流心得。我常常跟年轻人坦言：如果选择教师，只是贪图假期清闲、安稳工资，只想找一份谋生的差事，最好不要踏入这一行。教师从来不是单纯的职业，它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如今满头白发步入晚年，我最迫切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一批上海援藏教师的亲身经历完整保存下来。时光匆匆，如果我们这批亲历者不去整理文字、留存口述影像，这段青春往事，很容易被岁月淹没。我们亲身经历过那个奋斗的年代，吃过旁人没吃过的苦，见过旁人看不到的风景。我们记录回忆，只求忠于本心、忠于事实，还原当年真实的生活与教学日常。不止我一个人在坚持，当年的许多学生，也主动回忆往事、整理素材，一起留住这段珍贵的记忆。

回望这一生，我做过女儿、妻子、母亲、校长，半生风雨辛劳。但我最引以为傲、无怨无悔的身份，永远是人民教师。在西藏支教的两年青春，是我此生最宝贵的回忆。历尽艰苦，换来一辈子的感动、温暖与力量。这段跨越民族的情谊、一腔奔赴边疆的赤诚，我会珍藏到生命最后一刻。

（本文由沈国珍口述，欧政琳、徐雯雯整理）

高反灵提醒尊贵的消费者: 

人在高原圣地,请别乱扔垃圾。高原环境很脆弱,维护起来非常艰难,拾一件废弃物需要付出相比平原百倍的努力,亲身经历过的人都懂。畅游新西藏,守护第三极!爱护高原环境,文明游客从我做起. 

高反灵简介 

“高反灵”是中国专家团队长驻高原历经十六年（2002-2018）攻关研发、完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是由维桢科技集团旗下西藏维桢医药科有限公司出品的高原反应干预食品，采用多味药食同源的传统中药材配伍相加和协同，通过“环流高醇亚低温精华萃取技术”，充分萃取AMS天然活性成分，针对高原缺氧状态下的机体代谢紊乱，由本及标，实现对高原反应靶向性的精准干预。产品上市前已邀请3000余名体验者进行测试，2018年8月8日产品上市后，先后8次保障纳木措徒步大会、一措再措徒步大会、西藏登山大会和拉萨半程马拉松、2023全国省级党报总编辑年会等大型高原赛事和活动，数万人充分见证，获得全面好评。

 ◆ ◆ ◆◆ ◆

京东、淘宝官方旗舰店、微信小程序以及 

拉萨市内各大药房、特产店和宾馆酒店等 

600余家终端均有销售。 

点击下图，立即购买！